墓誌為隨葬記載墓主傳記的文字，多刻於石和磚上，個別以鐵鑄或瓷燒成。內容包括姓名、家世、生平事跡和韻語頌辭等。東漢晚年和西晉墓中或有與墓誌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皆不自名墓誌。北魏以後，方形墓誌始成定制。下底上蓋，底刻志銘、蓋刻標題。所記內容真實，可作歷史資料，也是確定墓葬年代的依據。
埋入墓中的記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跡的文字。由於在志文之後附有用韻語所作之銘，故又稱為墓誌銘。一般多刻於石上，也有寫刻於磚上的，還有個別的是用鐵鑄或瓷土燒成的。中國墓誌約起源於東漢時期，魏晉以後盛行。日本、朝鮮受中國的影響也有墓誌，日本的最早出現於奈良時代前期。
河南洛陽出土的漢延平元年 (106)賈武仲妻馬姜墓誌，雖不自稱為墓誌，但所記的內容已與墓誌相近。江蘇邳縣元嘉元年（151）繆宇墓後室石門上方所刻的題記，有官職姓名、死葬日期、韻語頌辭，實為後世墓誌銘之濫觴。當時由於盛行在墓前立碑，故此種埋入墓中的石刻文字是很少見的。魏晉時期嚴禁在墓前立碑，而埋入墓中的小型墓碑的數量增多，如洛陽出土的永平元年(291)徐夫人菅洛墓碑、元康元年(291)成晃碑，形式和內容都與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體縮小而已。其後，有作圭形的，如洛陽出土元康九年徐美人墓誌；有作豎長方形的，如北京出土的永嘉元年（307）華若墓誌。它們都自稱為「銘」，因為志文後皆有四言韻語組成的「頌」辭。也有比較簡單的，只記姓名和卒年的，如江蘇鎮江出土的昇平元年 (357)劉克墓誌。自稱為「墓誌銘」的是山東益都出土的劉宋大明八年 (464)《劉懷民墓誌銘》，這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墓誌銘。6世紀初的南北朝後期，墓誌逐漸定型，志石多呈方形，志蓋多呈盝頂形，也有個別作龜形的。墓誌蓋在南北朝時期尚不普遍，隋唐以後，志蓋相合，遂成定制。志文的內容也逐漸形成一種固定的文體，首先敘述死者姓名、籍貫和家世譜系；再記其生平事跡，官職履歷，並頌揚其政績德行；最後記其卒葬年月和葬地；志文後為四字韻語的「銘」，以表達悼念哀思之情。南北朝至隋的墓誌上皆不署撰者書者姓名，唐代以後才在志文標題下署撰者書者姓名和官銜。也偶有自撰墓誌的，如甘肅蘭州出土的明彭澤墓誌，志前線刻彭澤肖像，志文為彭澤自述，長達7000餘字，是特殊的一例。
《論語》有云：慎終追遠。意即於喪葬之事必審慎認真對待之，以緬懷祖先之功德。墓碑與墓誌銘，乃與喪葬密切相關之製作，為「慎終追遠」之重要體現，在我國古代社會生活領域內地位突兀，影響深遠。
先談談墓碑。廣義而言，碑乃所有文字刻石之總稱，包括刻石、摩崖和墓碑等數種形制。考碑之起源，最初為古時立於宮廟前，用以識測日景（影）及拴系牲畜之豎石。後漸有於其上鐫刻文字者，以作為紀念物或標記；亦用於鐫文告，以昭傳佈。秦代及以前皆稱刻石，漢以後稱之為碑。而墓碑者，則專指立於陵墓地表之碑，於墓前墓後者皆有之，而矗於墓前者居多。上刻墓主之姓名、身份、生平、業績等文字。《禮·檀公下》所謂「公室視豐碑」之碑即指墓碑。「豐」 者，高大也。墓碑於秦代以前多為木製，本作懸棺入土之用；漢代起改用石製。最初皆埋入土中，後漸改豎於墓道入口處，稱「神道碑」。古碑上方多留有穿孔，即為貫索引棺而下之遺痕也。碑上鐫刻文字，以垂久遠。最後改在地表之墓前墓後，遂成定制。東漢時起，立碑之風日盛，文體亦漸成定格，就碑文而言，則有文有銘。文者，文體為散文之謂也；銘者，則指文體為韻文者。又，墓碑亦稱墓表，以碑豎於墓上或墓道，以表彰墓主也。對歷史研究者而言，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墓碑自然會有大小和形狀之區別。若不加區分，權且可統稱之為碑。根據其形狀不同而析之，碑又可分為碑與碣。據唐李賢所注《後漢書》云：「方者謂之碑，員（即『圓』）者謂之碣。」意即從正面觀察，上頂平平，正面呈長方形者稱之為「碑」；而上頂為圓弧形、上小下大者稱之為「碣」。另有一種說法，「大者為碑，小者為碣」，乃據《唐律疏議》引《喪葬令》：「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以官位的高低來規定墓碑之尺寸，顯然是碑制與官階成正比，而具體規制未見記載。考歷代史書，墓碑直接稱作「碣」者甚為少見，僅有東漢永壽元年之《孔君墓碣》、柳宗元所撰之《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等數例。唐代曾於天興三原（古稱陳倉，今陝西寶雞）出土春秋時代秦國刻石「石鼓」十枚，因其所刻文字乃記載秦國國君出獵之事，出土的地點又在陳倉。故而史稱「獵碣」或「陳倉十碣」。然僅是其石形狀與碣略近，而更接近於鼓，且又並非埋於墓地或土中，與真正意義上的「碣」相距遠矣。
完整墓碑應有碑首、碑身與趺座。碑首一般鐫有龍、螭、虎、雀等動物造型以為飾；亦有無飾者，直為圭首，方銳圓橢，不一其制，則略顯簡陋也。碑首有字謂之「額」。用篆書者謂之「篆額」；用隸書者謂之「題額」。碑身正面曰「碑陽」，一般刻有墓主封號、官階、姓名等；碑身背面稱「碑陰」，一般刻有碑文與碑銘、立碑者姓名、與墓主關係及立碑時間等；但也有例外。比如中國歷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之碑，碑陽、碑陰竟無一字，史稱「無字碑」。考其原因，並非武則天本人不想讓後人評價自己之功過，而是另有原由。則天崩，其子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李顯雖是則天親子，但卻在其淫威下惶恐度日久矣，並幾度險遭毒手。李顯對其母濫施酷刑、濫殺無辜之暴行極為怨恨。則天先後毒死太子李弘（謚號「孝敬皇帝」）；廢太子李賢（高宗第六子，謚號「章懷太子」）為庶人，後又逼其自殺。中宗李顯（高宗第七子）當初即位不足一載，便被則天廢黜，貶逐出京。先後二十年間，李顯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以至於每聞則天遣人來探，輒膽戰心驚。李顯長子李重潤（謚號「懿德太子」），愛女李仙蕙（中宗第七女，謚號「永泰公主」）皆因出言不慎而被則天處死。更有甚者，則天晚年處心積慮，謀將皇位傳給其武姓家侄。歷經此番磨難而重登皇位，中宗雖不便公開發洩對其母之怨怒與憎恨，然亦無意再為其歌功頌德，一字不刻是為上策也。因此，則天皇帝留下一塊「無字碑」亦在情理之中。趺座則多用。者，傳說中之龍子也，善負重，以保墓碑之固穩。因乃神物，即因傳說附會而成，世間未曾或見。而其形狀又頗似龜、鱉（實則仿龜、鱉之形而鐫），故民間有「王八（鱉之俗稱）馱石碑」之說。雖略顯無知少文，然又頗為形象。墓碑之制至今仍在沿用，以記墓主之生平，托親友之哀思。
中國傳統社會等級森嚴，陽界如此，陰間亦然。墓碑之作用主要是為死者名身份，所以其形制、大小，無不表現出等級差異。唐宋時准許一定級別之官員立碑於墓前，並規定五品以上墓碑為螭首龜趺，高度不得超過九尺；七品以上墓碑為圭首方趺，高四尺。明清時期等級區分更為細緻：一品為螭首龜趺，二品為麒麟首龜趺，三品為天祿、辟邪（傳說中的兩種神獸）首龜趺，四至七品為圓首方趺，圓首的碑又稱碣。碑身、碑首的高度、寬度以及趺座的高度也各有等差，最高等級的墓碑通高一丈六尺。當時原則上庶人墓前不許立碑碣，但此禁令並未嚴格執行，一般人死後墓前亦大多立有石碑，只是體小制陋，又無趺座而已。故而只要遠觀碑制，墓主等級身份則一目瞭然。
再談談墓誌銘。墓誌銘即埋於墓中並刻有墓主傳記之石刻。《神僧傳》云：「寶志公歿，梁武帝命制銘於塚內。」一般而言，其往往於安葬時與棺槨一起埋於墓內。上面刻有墓主出生及卒葬年月，生平梗概，主要是姓氏、世系、官階、事跡等。墓誌又有「埋銘」「塘銘」「塘志」「葬志」等稱謂。另有於墓室牆壁磚石之上書寫或鐫刻墓主之姓名、籍貫、生平等信息，稱為「塞磚銘」，廣義上亦應屬墓誌銘之範圍。
墓誌乃由墓碑發展而來。考其原委，乃因東漢末年，曹操曾嚴令禁碑，其後魏晉兩代亦因循此令，故而世間墓碑日漸缺稀。然世人追念亡者之情愫仍望有所寄托，於是產生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之形式。前已出土於河南洛陽，志文寫明為東漢延平元年（１０６年）之《賈武仲妻馬姜墓誌》，據考是我國最早之墓誌。可見墓誌至遲在東漢時就已出現。在墓誌銘規制定型之前，其形狀各異，有圭首碑形、梯形方版、方形等。如清乾隆時出土晉代《劉韜墓誌》，只一石，長二尺餘，寬尺餘，上尖下平，形似玉圭，稱「圭形墓誌」；方趺圓首與碣無別者，如《劉寶墓誌》。若底、蓋俱全，稱為「一合」，如北魏的《元顯雋墓誌》、《馮邕妻元氏墓誌》等。至北魏時，方形墓誌成為定制。定型後形制為兩塊等大之正方形石版，上下重疊。刻有銘文者在下為底，刻碑額內容者在上為蓋，刻有標題，即某朝某官墓誌，有些尚飾有花紋、神像，蓋文多為篆書，故又叫「篆蓋」。至於志與銘之區別，所鐫之文字多始以散文記死者姓名、籍貫、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稱之為「志」；而文末多有數句四言韻文加以概括並表達悼念之意，稱之為「銘」，而合稱則為「墓誌銘」。禁碑之令廢除後，此風仍不改，從而造成墓碑矗於地上，而墓誌藏於地下之格局。
墓誌銘大行於隋唐，特別在唐代最為繁盛，數量遠勝六朝，至今見於著錄者即有兩千餘種，僅張鈁的《千唐志齋》所錄即達１２５０種。宋元及以後則數量銳減，但沿襲至清末仍在使用。民國以後，移風易俗，西式葬法逐漸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誌銘之作漸衰。至新中國成立，喪事從簡，並推行火葬，墓誌銘之制已鮮見於域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