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2年10月10日10時10分，著名書法史學家、書法家沙孟海先生在浙江省醫院與世長辭。在農曆則為九月十五日，歲在壬申，屬猴，按照中國傳統的計算方法，終年九十三歲。在前一年，他還作七言聯一副云：到處溪山如舊識；此間風物屬詩人。書法穩健，氣勢宏大，沒有任何衰老的跡象。而這前一年的年初，所書摩崖“海濱鄒魯”四個大字，一反沙翁過去出鋒的戛然而止，亦無濃墨干擦的效應，一派溫潤中帶有無可爭議的斬釘截鐵，彷彿古佛的尊嚴與慈善而恩澤人間。如果不屬年款與年歲，被誤認為是壯漢正當年所書也不稀奇。即以如此的狀態，何以說走就走，給國人以猝不及防。尤其他身邊的人不能釋懷，書界也不免為之惋歎：一代書壇泰斗，就這樣走了啊！
惋歎之餘，也該欣慰，畢竟，九十三歲，也是壽星級人物了。
壽星沙翁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即以他的生平經歷，不要說長壽，就是能活過來也是奇跡。那場暴風驟雨讓很多大人物不能釋懷，甚至把所有的罪過都推到全國的孩子們身上。和很多人不一樣，他沒有過多的交代與冤屈告訴世人，我們對他在那場暴風驟雨中如何逃生所知甚少。只知道，讓他痛惜不已的是，從20年代到60年代四十年所積累的日記付之一炬，燒了。自己不燒的話，恐怕也得遭到別人查抄而毀滅，到那時候，毀滅的不僅僅是日記了。
我所說的沙翁生平經歷，可在《浙江省文史資料選輯》1988年10月第三十八輯裡找到確切的信息——沙孟海著《<武嶺蔣氏宗譜>纂修始末》一文，詳細記錄了沙翁在國民政府工作二十年，前後三年為蔣瑞元介石修撰宗譜的歷史。態度和藹，即無一貶詞，也無一讚詞，中性運筆，以成可靠的敘述。而這一期間，多與主人公接觸……我想，我對此事的敘述到此為妙。我的興趣在書法史學文化——我進一步想，沙翁是否與我要寫的另一位主人公相遇並有交往呢？這個叱吒風雲書名早已遠播的人謂誰？三原於右任也。
遺憾！沒有兩位書學巨人交往的任何記錄。在沙翁三年為蔣氏修宗譜期間，右老正以七十歲高齡參選副總統，得493票居第四位落選而繼續擔任監察院院長。以教育部秘書的身份與部長見面不是沒有可能，但是，若是平起平坐討論書學，可能性就不大了。儘管書學這一課題不因為職位高就高，也不因為職位低就低，還是讓我們後人得用文章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然而，又非一點信息也沒有，沙翁所自述《書學師承交遊姓氏》一文，說道“三原於伯循右任，服膺，北碑大字高手”，他是對右老讚譽有加。我們以當時的時間邀請林散之老人，林老正在鄉間野老中，安徽省聘顧問而不就，又於蕪湖舊貨攤購得呂留良蟲蛀硯台一方，喜極之餘，繼之以長詩。沙翁與林老也沒有機會切磋書學，各自遊蕩在未卜的前程之中。
沙翁是個沒有政治熱情的人——以他的位置，不要說處心積慮往上爬，就是積累的資本，也足以讓他步入青雲。然而，到了仍就是秘書的身份，二十年如一日的沒有陞遷。他對史學的親暱，他對文字的不可分割，他對書法的密切，從懂事起就顯現出了良好天才。關於天才，以我寬泛的理解，人人都有天才，只是表現方面不同而已。有的人一輩子蹉跎，懷才不遇狀；有的人卻如魚得水，幹什麼什麼成，即被冠之以天才。何也？揚長避短是也！發現自己的天才，比生努更為重要。我們常常說業精於勤，這又是何等的誤導。即以沙翁論，其於政未必不勤。然而，他在那方面沒有天才，所以隨遇而安。但是，對書法表現出來的天賦，則是從小就顯露出來了。和歷史上海瑞、李叔同、歐陽修、歐陽詢那些著名的人物一樣，沙翁也是早年喪父。我不知道這是否給男孩子以暗示，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生存，靠山是沒有了。支撐家、家族的人物就是你了，你若想成人，就得自己去幹。你若想成為人物，你就得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你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之後，就用上那句話了——業精於勤。
沙翁出生在浙江省鄞縣沙河村一個中醫之家，這鄞縣可以遙望舟山群島，與寧波相近，亦可向西遙望書法聖地——紹興蘭亭。雖為鄉間，卻不閉塞。尤其與奉化相去不遠，可以讓用他的人視為鄉誼。先考雖然遠去，卻給他留下了《集王書聖教序》，據先生自己說，臨習五、六年，一無進展。為藏拙起見，繼承父親所好，寫篆書，小小的年紀便有了名氣。因為我喜歡吳昌碩，早就知道他們間的師生關係，我就想馬上瞭解這方面的信息。
吳昌碩的書法，雖被譏評為亂頭粗服，但是，缶公字法的筆筆認真不苟且，卻是因了長期在石鼓文上下功夫所致。看沙翁的書法則不是，那是一些東塗西抹的東西，他的條幅橫披，甚是不認真。你只有認真地閱讀，才知道寫的是些什麼，才明白他如何的運筆，如何結構。如果你想臨習，卻總是沒有效果。其實，他是運用了國畫的著墨方法——疊加法。寫字講究不描，用疊加法若是不當的話，有可能產生描字之虞，而沙翁的疊加法，則是不留痕跡的，這就是沙翁的創造。其實，筆畫重疊，在任何一種字體都是不可避免，橫豎交叉，撇捺交叉，都會使筆墨重疊造成疊加。我們已經習慣了這重疊，然而，若是不相干的不用重疊的筆畫重疊的話，則是疊加了，我想沙翁是故意的。如果沒有目睹過沙翁寫字，看著他的法書臨習的話，那是永遠也沒有沙翁書法狀態的。吳昌碩的門生眾多，一看他們的書法，便知師承缶公，而沙孟海則完全不是那個狀態。書學史告訴我們，無論是西天取經、東土朝聖，還是南方取火、北方移冰，最終還是要實現自我的中心，那便是張揚個性的藝術理想與藝術理念。那麼，這張揚個性的藝術理想或者說藝術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書法有法，也有技藝，但絕不是靠法靠技藝就可以稱之為書法藝術。稱之為書法並不難，難在稱之為書法藝術。學誰像誰固然難並且可以成家，更難的則在於學誰不像誰，那才是氣象。技藝是不能沒有的，書法的法是不能放棄的。如果沒有技藝，沒有法，則是自由體了。有人在自由體上下了一輩子功夫，終究是連書法的大門也沒有進去；相反，還有芸芸眾多的書法家，家是可以稱之了，卻一輩子在技藝、書法的法上下功夫。技藝純熟、法度也森嚴，就是格調不高，沒有內涵。這樣空泛地說下去，等於彎彎繞了。我們回到沙孟海沙翁那裡，尋找書法藝術，尋找書法藝術的格調。
“就是除技法之外必須有一門學問做基礎，或是文學，或是哲學，或是史學傳紀，或是金石考古……充分瞭解字體書體原委變遷，博取約守……凡百學問，貴在‘轉益多師’……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這是1980年6月沙翁在北京治病期間給劉江先生的信。其實，沙翁說了三個問題，即書家要有學問，是學問家——轉益多師——抗志希古。如果真的如沙翁所說都做到了，不是大書法家那還能是什麼。
青年沙翁是幸運的，缶公親授其法，目睹缶公這樣的一代大家揮毫，這與僅僅讀帖臨帖還不是一碼事，這種幸運又有幾人能遇到呢！古人講名師出高徒，可能就是這個道理。假如你遇到的是個平庸之輩，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諸如“取法乎上”一類的道理，自己悟性又非那麼高，走上歧途積習就難改了。庸師勿授業啊！沙翁評價吳昌碩時說：“趙之謙作篆，不主故常，隨時有新意出來；吳先生做篆，也不主故常，也隨時有新意出來。可是趙之謙的新意，專以側媚取勢，所以無當大雅；吳先生極力避免這種‘捧心齲齒’的狀態，把三代鐘鼎文字的體勢，雜糅期間，所以比趙之謙高明多了。”
如果我們今人說出這番話來，或許不算什麼。歷史已經走過了一個階段，許多書學史上曾經爭論不休的問題，比如《蘭亭序》的真偽，不用再爭論，業已水落石出。須知沙翁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公元1928年，沙翁29歲，作《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文。吳昌碩於前一年去世，雖然可以說“作古了”可還算不得古人。而趙之謙的名聲隨著揚碑抑帖之風熾，捧勢正濃。說他的當代人已經超越了前人，沒有點膽識是做不到的。我們今天重習此話，你就不得不佩服沙翁的眼光了。
古人講究諸般學問的才、學、識。我所說的書法不僅僅是技藝的積累與磨礪，即書法是一門學問，這所謂的學問，是看個體的才學識了。然則，才是什麼、學是什麼、識又是什麼？諸般的高下決定著你可以達到的藝術程度。
我們在何紹基的書法裡，可以看到顏真卿書法的影子；在劉墉的書法裡，可以看到鍾繇的氣體；在王鐸的書法裡，可以看到米芾的體勢。按照這個思路下去，我們可以想見沙孟海與吳昌碩的書法一定相去不遠了，或可說，最得缶公筆勢的、最像缶公書法的，莫過於沙翁了。可是，事情就不是那樣。在沙翁的書法裡，你連缶公的影子也找不到。原因何在？即沙翁怎麼學吳字呢？既然是師承關係，既然沙翁常常說吳與他的書學關係是“親灸”，怎麼就沒有影子呢？“吳字出名後，都以鄧字為不足學，怕犯趙之謙的老毛病，一個個去寫吳字……”然而，那所謂的學，一樣的犯趙撝叔習鄧完白之疾，這是一般書家沒有注意到的。箇中奧秘，只有體會到了書法乃是書學的人才能夠有這識見的。沙翁很少稱書法這個詞，他說到書法的一系列的學問時，必以書學相稱。這是準確的把握了書法與書學的關係才能做到的，也與一般書家拉開了距離。
以我淺陋的認識，學吳昌碩的後來人所以難以超越缶公，就外形來說，最為重要的就是不知道缶公的所有其它書體都有石鼓文的筆力，或者說知道了也沒有辦法擺脫缶公的影響。吳昌碩的字有接近於大麻的成分，你可以理解為有吸力，也可以理解為會讓人上癮，更可以理解為習氣，不獨缶公，任何一位書法大家都會有。我不是說學吳昌碩都得精通大篆、小篆，都得是篆書大家，但是，對篆書筆力一無體會，學吳昌碩等於閉眼捉鼠。如果這個說法大體能夠通順的話，我想，沙孟海就更有資格成為吳昌碩第二了。他早年專習篆書，又在二十五到二十八歲間多多受到“親灸”，這是多麼的得天獨厚啊！可是沒有，他既沒有成為吳昌碩第二，也沒有吳昌碩的習氣，更沒有吳昌碩書法的影子。然而，他又是缶公的嫡傳弟子，多得缶公的“耳提面命”，怎麼就沒有影子呢？
是啊，他胸襟更開豁，眼界更擴大。於是“我從此特別注意氣魄，注意骨法用筆，注意章法變化，自覺進步不少。”從此“轉益多師”，臨遍天下碑帖，只要喜歡的，必定下功夫，無論真偽說。據沙翁自己講，他的進取，在於“窮源竟流”——所謂窮源：無論碑還是帖，那些碑帖體勢從哪裡來，這些“古人”又從他們的“古人”那裡吸取了哪些精華；所謂竟流：亦無論碑帖，“對後世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哪一家繼承得最好”。以此修正那所謂的彎路，提高識見的能力，豈不樂哉！如此說來，書法當然是書學，那書學豈止是“拂絲操縵”的筆畫張弛，豈止是技藝的演進，豈止是法度的森嚴。
嵇康在《幽憤詩》中說：“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志節高尚，則再以古代的賢人為榜樣。沙翁說“不但要趕上老一輩，勝過老一輩，還要與古代名家爭先後。”他顯然注意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灘轟動一時的書家，“技法上未始不好，後來聲名寂然，便是缺少學問基礎之故。”
手中有數種《中國書法史》，幾乎沒有什麼用途。看了這本，不必再看別的，因為都是資料彙編。說是著，其實說編著更合適。如果通讀過歷代書學著作（很容易通讀，不多），那麼，一本書法史沒有也沒有什麼遺憾。對比之下，沙孟海的《中國書法史圖錄》（上下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7月版）則是不可或缺的。署名處曰編著，其實真的是著作。縮寫之史全而有見地，數語明瞭。粗略算下來，也不過一萬多字。近得新近出版的朱關田先生編選《沙孟海論藝》中收錄文字部分，甚是欣慰。如果和朱關田先生或者出版社商量一下，書名為《沙孟海書學》更貼切。雖然有印學文章，印學亦然在書學的大範疇之中。論藝就大多了，雖然書學、印學也是論藝的一種，但是，除了大書學之外，並沒有其它藝術門類摻雜其中。
我查閱了沙更世先生整理的《沙孟海年表》，似乎沙翁在六十歲前後也沒有退休。倒是七十七歲調至浙江省博物館，八十歲當選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長……可見，在承擔的工作中認真幹點事情，不一定會影響創作。或者正相反，沙翁在整理文史中，或可得到了學問的紮實與深厚。他將自己的一生浸淫在書學中未想自拔，有豪邁之詩云：“百歲古來稀，九十不足奇，八十大有為，七十正得時，六十花甲只是小兄弟。”
成為書壇的佼佼者，與古代名家爭先後，壯心不已，人們多注意了沙翁81歲《與劉江書》。激勵後學，自然是沙翁導師的職責所在。但是，尊碑抑帖對碑的無限誇大，即是另一種誤導。這誤導持續的時間雖然比館閣體、台閣體惡劣影響的時間短，但是，流風席捲，那白虎堂的深度與寬度，一點也小。公元1932年，沙翁33歲，其《與吳公阜書》，說的就是碑學的致命缺陷——“近代書人，或寢饋於大小爨龍門造像，終身弗能自拔。執柔翰以擬利錐，其難可想。二爨龍門，非不可參法，要在心知其意，勿徒效其皮相。”二十世紀的書壇，正逐晚清碑學的風波，沙翁的深刻含義並沒有引起注意。所以，其後參加國際書學研討會，又多次發表文章，闡述碑版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千辛萬苦寫成刀痕齊切收筆，無論怎樣的努力，也成病態。理解沙翁的，莫過於啟功先生，“平生學筆不學刀”。沙翁之為二十世紀令人矚目的書家，與他高瞻遠矚的識見分不開，而他的識見，則來自於他的學養。
沙翁以寫大字被譽為“海內榜書，沙翁第一”。據說為杭州靈隱寺書“大雄寶殿”四字，每字四尺見方，用三隻楂筆捆在一起揮成，自言“牛耕”。此作落款在暴風驟雨中被誤毀，三十年後以沙孟海落款復書的“大雄寶殿”，與原來所書又非一個境界，與沙翁“振迅天真”一起，再次告訴了世人，海內榜書沙翁第一的名不虛傳。所謂的才學識，是無分先後的。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誰把握了其中的節奏，誰就會有心得而成為佼佼者。
這佼佼者得益於西子湖畔的滋養，溫潤之氣撲面而來，儘管他們的形態不同。他們用不同的書學形態，為西子湖畔抹上了濃重的色彩。蘇東坡太守的蘇堤，白香山的白堤；吳昌碩、黃賓虹成為了西子湖畔的文化象徵。甚至是蘇小小的寧可死也要留給後人的青春氣息，也不免讓苟且者掉下幾抹汗滴。沙翁在其間，無疑是得天獨厚。在沙翁的性格中，一定會有克己復禮般的自我勤勉因素，然而，他的內心深處也不免要堅持他的人生理想。外部環境與內心世界發生衝突時，只要不危及總體的格局，他都會在不變中應對萬變。我想，這是沙翁之所以長壽的內在因素，也是他躲過本難躲過的災難之所在。實際上，沙翁的性格中有北方人的豪邁，其內心深處是個倔老頭。他的豪邁之氣沒有成為粗糲的外相，即是地緣文化賜給他的滋養。縱觀沙翁的書法，莫不如此。我手中有兩個版本沙翁所書陸遊學書詩的兩句，其八十九歲所書，還帶有沈曾植方筆翻轉，到了九十一歲所書，則多是沙翁自己用筆的圓方之間了。見過錄像資料，是寫全文的，則一派清雅。書法這東西，得講法度，又不受其所制。一切都在虛實之間，真可謂“瘦蛟出海拿虛空”。虛空又是如何拿呢？蛟龍與猛虎各異，老蔓與新籐殊然，不求於一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