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啟先生，您好：首先感謝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受採訪，您是我們書法界的老前輩，學問、書法享譽海內外。能不能先清您談談您是怎樣走上學書、治學這樣一條道路的?
啟功：感謝《書法》雜誌和各位朋友對我的關心。老前輩，學問、書法如何如何，我不敢當。我一直認為，我夠不上一個書法家，我的職業是教書，寫字、畫畫都是業餘愛好。怎麼走上這條道路的?我祖父能畫些寫意花卉?我小時候喜歡畫畫，受了祖父的熏陶。因為常看到他老人家拿著筆，花鳥蟲魚，草草幾筆而成，那時我想當個畫家挺有意思的；後來就賈拜賈義民先生力師。賈先生博通畫史，對於書畫鑒賞也極有素養。常帶我到故宮博物院看陳列的古書畫；後來又介紹我認識吳鏡汀先生，跟吳先生學。學了一段，挺有長進。慢慢就有人求畫來了。有一次，一位長親命我畫一幅畫，說要裝裱後掛起來，我感到很光榮。但長親又說：「畫完後你不要落款，清你的老師題寫。」那意思是說，我的字太差，這對我刺激很大。從那時起，我就下決心寫好字，給自己爭口氣。這樣一輩子就跟書法結下的不解之緣。後來承恩師陳垣先生的提攜，在輔仁大學教國文，研究詩詞、韻律、文法。抗戰勝利後當過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負責鑒定古文書和文物，也在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兼過教授。解放後又參加過《紅樓夢》程乙本註釋，《清史稿》標點，這些都是對我一生很有意義的經歷。因為學海無涯，每一個工作都促使我去學習、研究，這樣我也就在文史、文物、書畫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不敢說有多少成就，一輩子都在學倒是真的、學問方面是這樣，書法方面也是這樣。
記者：您學習書法是從哪裡入手的?能不能請您在這方面具體談一談?
啟功：關於這個問題，我寫過一首詩，收在了前幾年出的《論書絕句》裡，第四首、詩是這樣寫的：「先摹趙董後歐陽，晚愛誠懸競體芳。偶作擘窠釘壁看，旁人多說似成王。」詩後邊我作了說明：我六歲入家塾，最早學的是先祖自臨的歐陽詢《九成官醴泉銘》，蒙著帖照著寫。後來十一歲見到顏真卿的《多寶塔碑》，略識其筆趣，但那時對筆法理解還很膚淺，談不上學書。二十多歲時得到趙孟俯書《膽巴碑》，特別喜歡，學了一段時間，人說我的字像英煦齋。當時我學畫，畫畫得還可以，題款字難看。於是學董其昌，得寫字行氣，但骨力不行。後來得到羅振玉藏《宋拓九成宮碑》精印本，不知是宋人重刻的，見它清潤肥厚，認為不啻墨跡，於是逐字以蠟紙勾拓而影摹之，這是我學書的打築基功夫。以後雜臨碑帖以及歷代名家墨跡，其中又以臨習智永《千字文》墨跡時間最久，下功夫最深，學得也最苦。要說學習的經驗，我覺得要做到寫字要做到「骨肉不偏」，很難。為了增強字的骨力，又臨《玄秘塔碑》若干通。這樣經過幾年努力，偶爾給人用楷字寫對聯，人見了就說我的書法是學乾隆時的成親王的，實際上成親王的帖我一次也沒有臨過。
記者：清代書法家梁山舟與張芑堂淪書，曰「學書有三要」，「天分第一，多看次之，多寫又次之」。晚清楊守敬在《學書邇言》中又加以「二要」：「一要品高，二要學富。」您覺得一個人要在書法方面有所成就，應該怎樣設計自己的道路?這「三要」、「二要」，應該以哪個為先?
啟功：這五種啊，後兩種我都不配。 「品高」我不配，我不配談品高，我也不配談學術有什麼收穫。那前三種我是這麼想：多看、多寫是真的。張芑堂說第一要天分。這個天分就很難說了?有人很笨，寫久了也能成他一個規格、體勢。多看是重要的，多
寫也是重要的。無論如何，眼睛老看，手老寫，看得豐富極了，他也就可以隨便批評淮對淮不對了。當然那個對不對的內容，他說的就未必對了。你想想，各人一個手法，各人一個習慣，他說不合他那個習慣，就不對，那恐怕也不合適。所以我覺得還是得多看多寫。多寫多看這才重要；但是只多看多寫還是不行，我覺得還得多臨。拿那個古代某一家的方法，他那個結構、位置很重要、我是這麼 想的。這是我個人一個不成熟的感覺。所以我曾想，寫字有三個次序。把一個字拿來，鑒賞一個字，比如是「天」或者是「三」，簡單的筆畫。眼睛看著，手底下筆寫著，寫完了並不好看。第二就摹著寫。薄紙鋪在帖上頭，現在更方便了，有塑料薄膜，蒙在帖上，不致泅到帖上，按著筆畫寫。第三，就對著字帖再寫。經過這三個，就截然不同了。我是笨辦法。我覺得臨也很重要，光看恐怕不解決問題。另外，我覺得梁山舟、張芑堂、楊惺吾三家論學書入門，有一個不足的地方，都是偏向「神」，這是不全面的。如果一個學書的人對字的「形」尚不熟練，怎麼能看其「神」?所以我以為，學書入門似宜先熟記其「形」。記「形」的方法，應該先記其形狀、長短。如某字某筆長、某筆短，什麼角度，什麼方向，等等，實際上書法問題，在基礎階段，都是很細碎具體的東西，你會了就有模樣，不會就沒模樣。所以初學的兒童，應該先寫「照格」，蒙著寫；後寫「背格」。熟悉了，再看帖寫字。如果初學的識字不多，即要求其看其「神」，問其神要行要坐，還是要飛，恐怕未必能說得出來。拙見以為，入門者（只論初學，不論年齡），先看帖上一個字，即仿寫一個字；二用透明紙罩在帖上描寫一次；三，再對帖臨寫次。如此寫上一段時間，而逐漸記住某字某筆長、某筆彎彎曲，字的形狀逐漸熟悉記住，這樣入門，從「形」到「神」（全貌）就逐漸可以瞭然。
記者：古代書家談學書、臨帖，很多人說先要「入帖」，然後再「出帖」，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啟功：「入帖」、「出帖」前人確實談得很多，但有些說法過於絕對化。我覺得「臨帖」如同寫靜物、畫石膏像、畫模特兒，沒有什麼秘密。眼手相應，日久熟練，並無神秘可言。一個文盲，簽字時他只能畫「十」字。三個文盲同時各畫一個「十」字，一定是既有相同，也都互相不一樣：他們三人都能寫出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十」，是因為有一個標準的「十」在大家心中，大家都照著心中的這個標準寫，這就是「入帖」，但每個人總有一些自己的特點，互相不一樣，有個性風格，所以「出帖」也是自然的。我過去曾講過，「臨帖」要完全達到和古人一樣是很難的，不「出」也得「出」。學一點古人的，在達不到的地方，自己想辦法變通解決，用自己的方法來處理，慢慢地個人的特點也就有了。很多書家的風格實際上就是這樣形成的。
記者：您的《論書絕句》裡面還有兩句詩，說「透過刀鋒看筆鋒」、「半生師筆不師刀」。這裡的「師筆」、「師刀」怎麼理解，您能否作一些解釋?
啟功：「師筆」、「師刀」不是什麼「神話」。從前沒有攝影、影印，碑上、帖上的字都是刻出來、拓出來的。一個筆畫，至少要上下左右四下而刻成，讓人看了覺得是方塊，實際上在寫者只是一抹而成。近人便說古人用「方筆」，不用「圓筆」。又說古人用筆按「八卦」方向，有「始艮終干」之說。（見圖）這是用錐形毛筆畫出方形筆畫，這樣寫字，每筆描成方形，不應是運筆寫字的常道： 一塊碑上幾千個字，如果每筆都這樣畫。那多麼久遠才能寫完呢?我們看古碑「筆道」刻成方塊形狀的字，要看筆道之間的關係、方向、斜正、距離，把它們背後的筆法看出來，它們多屬一揮而成的一筆，而不是一個方塊。這就是我的「師筆」不「師刀」的意思。我以為書法是毛筆書寫的藝術，刀刻是不得已的變通手法。所以說「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正確的筆法，應該在筆寫的書跡中找；看刀刻的碑刻，要透過刀法看筆法。而不要見了矯揉造作、毫不自然的刀刻效果，以力這就是古人筆法。
記者：趙孟俯有一個著名觀點，即「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您怎麼看這兩者的關係?
啟功：這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用筆與結字，哪個重要?我認為結字重於用筆。理由很簡單，「用筆」管的是筆畫的形狀問題，「結字」管的是整體的效果問題。一個字筆畫不夠標準優美，但擺好了，這個形象還能湊合過得去；如果筆畫局部都很優美，但擺得東倒西歪，那能不能成字都將成為問題，還談得上什麼美?王羲之的書法是歷史公認好的，但如果我們把帖裡的字剪一個出來，把筆畫分別鉸開，隨便一擺，那還能是王
義之嗎?所以「用筆」和「結字」問題，雖說兩者不可偏廢，對書法學習來說，我認為還是應該以「結字」為先。尤其是初學者、以我個人的體會，「結字」是有規律可循的、掌握好了可得事半功倍之效。一是宇的比例，漂亮的字幾乎都存在一個五比八的規還是應該以「結字」為先。尤其是初學者、以我個人的體會，「結字」是有規律可循的、掌握好了可得事半功倍之效。一是宇的比例，漂亮的字幾乎都存在一個五比八的規
律，這正好和西方藝術理淪中的所謂「黃金分割率」相合。這是通過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可指導每個字的書寫，二是注意字的重心，一般說來，造型優美的字，重心不在字的正中間，而在中間偏左上方一點的位置，這是因為人們的視覺誤差和審 美習慣造成的。這一規律也非常重要，決定漢字形象最終能否寫得優美。
記者：啟先生，以前我在報章上曾看到，說您談到書法學習，曾提出學書要有「三問」，對初學者很重要。這是您個人學習心得的總結吧!
啟功：其實也是前輩的教訓。「三問」是「問人」、「問己」還有「問牆」。所渭「問人」就是在初學的時候，要經常找機會向身邊的前輩或書家請教，問一問他們的心得，吸收他們的經驗。尤其是那些有豐富經驗和獨到見解的老前輩，他們的活語重心長，要認真地領會、嚴格地執行，不要馬虎、隨意，自作主張。隨著時間的推移，問的人多了，見的廣了。過個三五年，自己的認識也提高了。這時就要多動腦筋，問一下自己該怎麼寫，自己感覺怎樣好就怎樣寫，即所渭的「問己」。再隨著時間的推移，應當
把字放在牆上看看，看看能不能撐得住牆，有句老活，叫「字怕懸」，在下面寫的時候看著挺好，放在牆上看就不大好啦，這時候你就要想法糾正這種差別、此後，你還要經常請別人看看牆上的字如何，是否符合大眾的
審美要求，大家說好的地方可考慮保留，大家說不好的地方就應該考慮修改。這樣反覆地修改練習，就會和書法應有的規律相吻合，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字的規律寫，慢慢走向成熟，成為有造詣的書家。這就是「問牆」。
記者：書法史上很多書家把「德」、「學」作為書法藝術的內在要求，但歷史上確實不少大學者、儒學大師書法一般。怎麼理解這一矛盾現象?在現代社會競爭激烈的社會條件下，書法家應該怎樣立身處世?
啟功：「德」和「學」每個人都要講求，但這是社會問題、道德問題，與藝術方法不是一回事。末代的蔡京、秦檜是壞人，他們的字寫得很好、後來的朱元璋、袁世凱，寫得也不壞、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大家也向他們歌功頌德。假如拿出他們寫的殘紙片，大家不知是淮寫的，那又怎麼評論寫這字的人是好是壞呢?寫字的人，多半是知識分子。既是知識分子，就要知道仁義道德。所以書家講道德，理所應當，現代社會競爭激
烈，但做人的基本原則總述是不能丟、總不能把禮義廉恥都扔一邊。這不僅僅是對書法家的要求，對整個社會都應如此。寫字與德、學是兩個問題。這好比我們世俗的人見一個僧人，先問他是否吃肉喝酒。如吃肉喝酒就認為他不算好和尚。其實佛釋迦牟尼出家後，每天挨家乞食，也沒聽說佛乞素食。佛不專乞素食，難道就是假佛嗎?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啟先生，能否請您談淡對近二十年書法發展的看法?
啟功：近二十年書法的發展，我不知道。通行篆書時代的人，無法預知漢隸的通行，漢代的人無法預見真書、草書的流行。五十年前的人無法知道今天的規花字、我們不是神仙，不能知道未來的字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