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中石草書書論析要

一、論筆法
    旭(張旭)嘗云:“或問書法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今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
    ——蔡希綜《法書論》
    評析:草書筆法是所有書體中最為複雜的,張旭這裡談的是執筆的方法,他認為執筆的關短在於“令其圓暢”,就是筆在手上能運用靈活,至於如何執筆,他沒有告訴我們。張旭曾說過“忽忽興來,五指包管”的話。至於如何包法,也不得而知。但總不離圓暢。草書關鍵在於行筆氣息相接、血脈不斷,這就要求執筆不能“拘攣”,蘇軾說:“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可以與張旭此說互相發明。草書執筆除了手執筆的姿勢外,還有一個懸肘的問題。尤其是寫比較大的字,應當懸肘,而且肘適當外展,這樣才能容易在紙面上做水平方向的弧形運動。
    張旭說筆法還包括“識法”,這可能是指運筆的各種技巧,他說這些需要靠“口傳手授”。
    一畫之內,變起優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
    ——孫過庭《書譜》
    評析:這句話並非專為草書而發,但也適用於草書的用筆。衄,指筆下行,折筆逆鋒向上的用筆。挫,指頓筆後略提,使筆鋒轉動,以離於“頓”處的用筆方法。這句話的意思是:一畫之中,筆鋒變化起伏;一點之內,鋒芒折挫不同。總體要求在一點、一畫之中,顯出頓挫起伏的變化,增加線條的質感。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欲其無起止之跡;壁坼者,欲其無佈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例,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長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姜夔《續書譜·用筆》
    評析:姜夔所說的這幾種用筆方法,是中國古代流傳最為經典方法,也是對藝術效果的比喻。前面“體悟篇”中有陸羽《釋懷素與顏真卿論草書》中已經接觸到“壁坼”、“屋漏痕”。折釵股,指轉折時,筆毫平鋪,鋒正因而不扭曲,如釵股之雖經扭曲而其體仍困。屋漏痕,即行筆不可一瀉直下,而須手腕微微時左時右頓挫行筆,猶如牆壁上雨水自然滴滲而流下的蜿蜒曲折的痕跡。如此則筆畫圓活生動,自然有致。錐畫沙,這是說用錐畫入沙裡,沙形兩邊凸起,中間凹成一線,這樣的線條顯出中鋒用筆的效果。壁坼,清朝朱履貞《書學捷要》以為是對用筆牽絲的要求,即書寫時,用筆端正,字有絲牽處,斷頭起筆其絲正中.如新泥壁坼縫,尖處中間,無佈置之巧,天然清峻。姜夔以為,以上這些筆法,不必盡然,也就是不必搞得這麼複雜,他把用筆總結為“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也就是正、側兩種方式,這兩種方式既有正鋒圓筆,又有側鋒方筆,既有藏鋒,又有露鋒,顯出陰陽、晦明的性質。他所說的這種方式,雖然更加簡捷,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上述幾種筆法,不但含有用筆的要求,還能根據這些名稱,發揮書寫者的想像,比如說“屋漏痕”,不但能暗示一種筆法,而且還使人想像到屋漏所形成的奇妙效果。

《評書帖》的開頭說:“學者欲問學書法,執筆功能十居八,末聞執筆之真傳,鍾王學盡徒茫然。一管分為上中下,真字小字靠下攏,行書大字從中執,草書執上始能工。”這個說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執筆高,寫草書迴環的餘地大,這是實際。但也不能盡信古人。張芝等草書大家執筆是否高,我們不得而知,而梁氏雖然知道草書靠執筆高就能得到草書奧秘的十分之八,可實際上梁氏的草書成就並不高。今人作草書,多站立懸肘而書,執筆無論高低,都可能圓轉的如,應該尊重個人的習慣。
    地師相地,先辨龍之動不動,直者不動而曲者動,蓋猶草書之用筆也。然明師之所謂曲直,與俗師之所謂曲直異矣。
    ——劉熙載《藝概》
    評析:地師,看風水的人,俗稱“風水先生”。相地,即看風水。龍,看風水的一種術語,舊時風水術因山形地勢適選曲折像龍,故謂山勢曰龍,亦稱“龍脈”。山水氣脈所結處為“龍穴”。整個意思是:風水先生看風水,先要辨別“龍脈”動還是不動。地勢直的是不動,而地勢逶迤曲折是動。劉氏認為這恰似寫草書時的用筆。就是說,寫草書要像風水先生那樣審視“龍脈”的動與不動,追求多變的動勢。
二、取法
    故學真者,不可不兼鐘,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
    ——張懷瓘《六體書論》
    評析:張懷瓘認為,學習草書要向張芝迫尋,可以得到草書的骨力。

    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仿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意賦形,失誤顛錯,反為新奇。
    ——姜夔《續書譜.草書》
    評析:在這段文字中,姜夔為我們指出了學習草書的路徑:先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人的章草,然後學習王羲之的
今草,再進一步加強變化。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學習章草可以知道草法的淵源,而章草一絲不苟的法度能為學習草書的人打好紮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學習王羲之變化多端的今草,這樣一來,既有法度,又有變化。

    學章草書多入粗俗險怪惡道,然草書之所必由也。作草祖章,便無苦氣,挑剔最忌苦氣,稍用章法,此病自遠。
    ——趙宦光《寒山帚談》
    評析:趙宦光認為學習章草容易粗俗,很難達到風流蘊藉的境界,但是,學習草書必須取法章草,因為章草是草書的源頭。章草法度完備,得到這一點便無苦氣,所謂“苦氣”,指作品中缺少大方端正之氣。他的觀點與上述姜夔的看法頗相似。
    草書必宗右軍,然古拓難得,今之傳世者,轉輾摹刻,僅存形體,筆畫已失。惟孫虔禮草書《書譜》,全法右軍,而三千七百餘言,一氣貫注,筆致具存,實為草書至寶。……前輩云:“草字須逐字寫過,若臨時記憶,率意為之,則心手不應,生疏杜撰,不復成書。”
    ——朱履貞《書學捷要》
    評析:朱履貞認為學習草書必須以王羲之為宗,但由於王羲之留下的真跡不多見,因此,最好的初學範本是唐朝孫過庭的《書譜》,因為《書譜》是墨跡本,而且被認為是最接近王羲之草書風格的。他還借前人的觀點,要求將《書譜》逐字寫過,這樣才能打好基礎。
    學草書先寫智永《千文》、過度《書譜》千百過,盡得其使轉頓挫之法;形質具矣然後求性情;筆力足矣,然後求變化。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評析:這段話也是講學習草書的入門途徑。智永、孫過庭的這兩種法帖,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作了介紹。因為這兩帖草法純正,故康有為提出學習草書應先臨習這兩個範本。反覆臨寫千百遍,直至完全掌握其使轉頓挫的用筆方法。康氏還說:“形質具矣,然後求性情,筆力足矣,然後求變化。”這是說,經過反覆臨習,盡得其用筆方法和形體結構,再進而追求其筆墨神韻;待運筆使轉靈活、筆力完足後,再追求變化,寫出自己的面目。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蘇軾《論書》
    評析:蘇軾認為,書法的法度完備於楷書,不能寫好楷書,而能寫好行草,就像還未學會好好說話,就能發表長篇大
論一樣不可思議。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塚,非侍者妄也。
    ——黃庭堅《論書》
    評析:黃庭堅認為,草書的佳境須學習者自己在實踐中體會,學得時間久了,自然就知道了。這恐怕是草書大家黃庭堅的甘苦之言,而且,他還強調像張芝那樣下苦功學習草書,池水為之盡黑;像智永那樣練習書法所用的毛筆堆成了山。這不僅僅是人們的傳說,而說明學習草書,錘煉基本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艱苦的工作。一項技藝,經過干錘百煉,達到技巧的極致,也就能得到藝術創造的自由。《莊子·養生主》中所講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這個道理。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今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鹹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馮班《鈍吟書要》
    評析:這也是講述學習草書的基本要求:要每一個字細心的學習過,並且掌握其中的用筆輕重、轉折,有了這樣的基礎,等到興趣很高時,自己的筆勢自然就產生了。他還說張旭、懷素那樣狂放的書家,書寫出來的草書作品也是大小相
參、左右映帶。所以說,古人即便是醉後寫草書,儘管筆勢飛動,但細細品味,看不出敗筆,因為平日學習時下的功夫非常細緻,這就是草書的要訣。
 

評析:歷代書家在談到草書的基本原理時,總是將草書與其他書體進行比較,從而得出草書的特徵。孫過庭《書譜》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上面兩則書論就是從比較中得出結論的。孫過庭比較了楷書與草書對立統一的規律,他看出二者都有點畫與使轉,所不同的是,楷書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而草書恰恰相反,使轉是其形質,點畫是其情性。所謂形質,是指構成書法的基本構件,如同人的形體;所謂“情性”是指作品的精神境界,由字的姿態等多種因素構成,如同人的神情顧盼。對於楷書來說,基本構成是點畫,這些點畫是楷書最為實在的成分,但楷書要想有神情顧盼之姿,必須暗含使轉之意。當然,楷書由於受字形的規定,不可能出現使轉縱橫的筆勢,所以,它的使轉是暗藏的,體現在筆畫之間的承繼關係之中。草書形體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使轉的弧形筆道,點畫相對較少,所以說,草書是“使轉為形質”,但一味使轉容易變得俗氣,因此,在以使轉為主的草書中,點畫的出現則是畫龍點睛之筆,就像人的眉目傳情一般,所以說“草以點畫為情性”。
    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答熙載九問)中對孫過庭這番話作了發揮:“《書譜》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情性。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炒在點畫,此草法所為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箸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衄挫,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毫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為體,腳忙手亂,形質尚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寓使轉之中,即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肆逸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真書無異。”
    孫過庭說“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就是對上述理論舉例說明。其大意是說:張芝(伯英)不寫楷書,他寫的草書雖滿篇繚繞,但點畫交代清楚,合乎楷書的法度。說明張芝之所以稱為草聖,不但能鉤環盤纖,也能做到點畫分明。包世臣說:“務以'不真而點畫狼藉’一語為宗“,說明學習草書要講究使轉,更要注重寫好點畫,在鉤環盤纖之中得點畫之形勢,寓點畫於使轉之中。這樣才能得到草書的妙境。
    然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成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肅然巍然,方知草之微妙。
                                                     ——張懷瓘《書記》
    評析:張懷瓘對草書的義理深有發明,首先,他比較了楷書與革書筆意、筆勢之間的差別,認為,楷書字盡則筆意也隨之而盡,草書則不同,筆勢雖然結束,但餘韻尚在。就像雲霞之聚散,龍虎之電動。他進而總結草書能夠“囊括萬殊,裁成一相”。並且認為可以“騁縱橫之志”,“散鬱結之懷”。這個認識是非常深刻的,有理論深度的。關於草書的高度抽像概括功能,我們在前面“書勢篇”中已經有所接觸,但他們並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從草書多變的線條運動及生動的字形姿態來看,草書在表現力上遠遠超過其他書體。另外,草書可以融會其他書體的筆法,來豐富自己的表現力,而其他書體則相對受到的限制較大。
    楷法欲如快馬入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閒澹,乃入徽耳。
                                                     ——黃庭堅《論書》
    評析:黃庭堅此意是說:楷書要如快馬人陣一樣具備強烈的動勢,草書要寫得中規人矩,這才是古人書法的妙處。這句話不能從字面上理解,若從字面上理解,便得出:寫楷書成了草書,草書成了楷書。實際上,黃庭堅是要說明楷書除了具備法度外,還要做到有生氣。草書除了飛動外,還要做到法度謹嚴。都是從一種書體不容易做到的地方立論的。這也就是蘇軾說的: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多有變,有起有
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逾矩矣。
                                                    ——姜夔《續書譜·草書》
    評析:這是講草書的變化。草書的形體,變化多端。張懷瓘說: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跑)。姜夔認為,草書不但要具備“草書如走”的特點,而且,也要具備楷書的端莊、行書的幽雅的姿態。
    姜夔舉出王羲之草書能於同處不同,但整體上又是統一的,達到達樣的境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
    他書法多於意,草書意多於法。故不單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與篆隸正書之意法,有
對待,有旁通;若行,故草之屬也。
                                                    ——劉熙載《藝概》
    評折:劉熙載在他的《藝概》中對書法藝術的辯證對立關係作了系統的闡述,所謂“他書法多於意”云云,他書,指草書、行書以外的字體,即篆書、隸書、楷書等正體字。這些字體在筆法、點畫、字形、字勢上都有嚴格的限制,因而在書寫時常受到“法”的制約,本能自由發揮。草書在技巧法度上相對靈活一些,書寫時有較大的變通和發探的餘地,有利於抒發書寫者的情感,則意韻多於法度。所以,不懂得草書實質的人,常常會導致意韻與法度相矛盾,而領會草書精神實質的人,則會將草書的意韻與法度統一起來,結果是相得益彩。
    書法藝術本來是法度與意韻相統一的藝術,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草書雖然為書寫者相對來說提供了比較多的個人發揮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也必須建立在對草法熟練掌握的基礎上。從歷史上成功的草書家來看,他們都是將法度與意韻在一定程度上統一起來。僅得一偏,是很難為歷史所承認的。所以,劉熙載在《遊藝約言》中說得更明確:“作書,皆須兼意與法,任意廢法,任法廢意,均無是處。”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責方,草貴圓。方者本之以固,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只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猶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參出之,斯為妙矣。
                                                    ——姜夔《續書語·方圓》
    評析:草書形體中“方”與“圓”是兩個基本的形式因素。姜夔一方面看到了真書整體上趨向於“方”,而草書從整體上看趨向於“圓”。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方”者不能一味的“方”,“圓”者也不能一味的“圓”。需要方圓互參,才是最合適的狀態。而且要求方圓、曲直之間變化自然,不露痕跡。最後,他還指出草書最大的忌諱——橫直分明。這些都是草書的基本原理。
    草書須剛柔相濟乃得佳。直則剛,曲則柔,折則剛,轉則柔,輕重捺筆則剛,首尾勻裹則柔。曲直轉折易見,輕重首尾難知。主客分明,心手聽令矣。
                                                    ——劉熙載《藝概》
    評析:在中國傳統的審美體系裡,陽剛與陰柔是兩大互相依存、矛盾統一曲審美範疇,這種思想源於《周易》。《周易·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韓康伯注云:“陰陽言其氣,剛柔言其形。”從《周易》的立場看,天地萬物都貫穿著陰陽剛柔,劉熙載用這個觀念來論述草書體度要求,認為,草書應該剛柔相濟,具體到實際問題,也就是曲直、折轉等對立統一關係。從視覺效果的均衡和諧來說,遵循剛柔相濟原則,也就是尊重人們審美視覺上多樣性統一的欣賞心理。從草書藝術欣賞角度,我們看一幅作品,首先關注的是作品整體的視覺效果,而非草法是否正確,文字內容與作品形式是否協調,等等,所以,剛柔相濟雖然導源於古名的《周易》,實際上符合現代藝術理論的構成原則。而且,剛柔相濟不僅僅關係到線條的曲直等,而是落實到草書一舉一動的每個環節。
    昔人言為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狀之,取不齊也。
然不齊之中,流通照應,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者,尤以書脈為要焉。
                                                   ——劉熙載《藝概》
    評析:這裡所說的“為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出
自東漢蔡邕的《筆淪》。劉熙載將蔡邕的理論運用於草書,要求草書要於不齊之中,現出統一。草書要有飛動多變的姿態、筆勢,但最終要將複雜的變化融會成一個整體,而且是有生命的機體,這就是劉熙載所謂的“書脈”。即看似雜亂無章,其實蘊涵肌理。

    評析:此處所說“筋節“,是指行筆有起止、有轉換,如人之關節、竹之枝節,如江河之有瀑布、回湍,才能現出生命的節奏。假如一溜直下,則毫無生氣。此理容易理解。只是具體操作時,需要細心體會用筆的頓挫起伏、明續暗斷之法。草書結體貴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長偏短,兩旁有偏爭偏讓皆是。
    ——劉熙載《藝概》
    評析:偏,即偏側、不正。中,不偏不倚,中正平衡。整個意思是說:草書的字形安排貴在看上去偏倚而實際上重心居中。所說的“偏”,如字的上方有偏高調低,字的下方有偏長偏短;字的右右兩旁有多佔位置、少佔位置等。  “貴偏而得中”,是劉熙載提出的一條重要的草書法則,即要求通過結構的偏側變化,在整體上獲得險中求穩的藝術效果及字“偏”而意正的妙趣。“偏”是變化之法,“中”是常規之則,偏極則過,中極則死,關鍵是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係,即“伯而得中”。

二、體悟
    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臨乎篆箱,探於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最為近也。
    ——張懷瓘《六體書論》
    評析:這是張懷瓘對張芝創製草法的描寫。他認為,張芝在草創之時,他已經意想到文字之先。這是說,張芝創造草
書,就像祖先當時創造文字一樣,探索並且抓住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形象,汲取了其中最為精華的部分。
    往時張旭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偷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閒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慾斗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沒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韓愈《送高閒上人序》
    評析:依據韓愈的描寫,張旭把生活中的一切情感都融化到草書裡了。又因敏感於外界各種現象,把一切現象在情感上激起的反映也都借助書法形式表現出來。一方面是將自己內心世界的各種情緒外化,另一方面把對自然世界的敏銳觀察化為抽像的書法線條。“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韓愈不但肯定了張旭的創作方法,並且懷疑高閉從佛教出世思想出發,可能導致的創作方法,不可能達到張旭那樣的境界。在他看來,出家人既然要解除煩惱,排斥情感,那麼高閹無論怎樣縱橫揮灑,也將只有空洞的形式,而無真實的人生體驗。
    無論是實際上的張旭,還是演說者韓愈,他們都強調草書要達到極高的藝術境界,僅僅有技巧是不夠的,他(創作者)必須有超越常人的人生體驗,這樣,他才能把這些體驗通過草書形式傳達給人們。這段文字很明確的表明,書法藝術(草書)除了生動的形象特徵外,還有一點重要的藝術內涵,這就是創作者的情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當然,歷史亡還有另外一種草書理論,即心如止水、靜觀眾象的思維方式,這種方式的真正倡導者是北宋草書大家黃庭堅。我們將在下面的部分中加以介紹。
    懷素與鄔彤為兄弟,常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
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  “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通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
    ——陸羽《釋懷素與顏真的論草書》
    評析:這裡記述的是顏真卿與懷素兩位大書法家討論筆法的一個故事。兩個人分別說出了各自關於筆法的體驗,懷素說自己常常師法夏天天空上多變的雲彩幻成山峰的樣子,又常師法斷壁留下的裂痕,認為從這些蹤跡中體會到了筆法,這樣的筆法很自然。顏真卿告訴懷素,這些方法與屋漏痕相比如何?懷素聽到這番話,當時非常興奮,認為“屋漏痕”才真正道出了自己想追尋的筆法。
    這雖然是筆法的故事,但實際上已經遠遠超過筆法的意義。唐人祟尚意象的奇幻與浪漫,他們在這種審美理想的驅動下,向古人、大自然迫尋著創造的奧秘,他們想把大自然中的無限生機用書法的線條記錄下來,因此,他們的筆法探討實際上與他們的藝術思維是一致的。劉熙載說:“懷素自述草書所得,謂觀夏雲多奇蜂,嘗師之。然則學草者徑師奇峰可乎?曰:不可。蓋奇峰有定質,不若夏雲之奇峰無定質也。”
    余學草書幾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蛇鬥,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文同《論草書》
    評析:文同(文與可)說自己學習草書多年,未能找到草書的奧秘,後來看到兩蛇相鬥,從中體悟到草書的筆法。實際上即是草書的意象。上述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學習草書,僅僅臨摹前人的範本是不夠的,還要向自然學習。草書雖然不像繪畫等造型藝術那樣反映自然與社會,但是,它的意像一方面來源於人的內心世界,另一方面是來源於自然。自然界中鳶飛魚躍等,都是草書藝術意象的源泉,這些自然現象感染人的精神,啟示著人的藝術思維。當然,這種體悟要與寫“九節虎”一類的雜耍分別開來。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已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
    ——蘇軾《論書》
    評析:蘇軾認為書法創作要在無意於寫好時才可能真正寫好。草書雖然是靠學習才能成功,但也是要符合書寫方便、快捷的規律。
    幼安弟喜作草,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現世間萬緣,如紋納聚款,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別又蕭然矣。
    ——黃庭堅《論書》
    評析:宋人在解決草書藝術思維問題上,不像唐人那樣向自然學習,而是退回到內心世界,他們強調在心靈中把一切問題都解決掉。這種思想恐怕是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黃庭堅的這段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告訴他的弟弟,他的成功秘訣在於他能將世間的一切糾葛都不放在心上,達到了一種更高的自由,於人間利害未嘗動心,所以,寫起字來根本不計較工拙,也不在乎人家怎樣評價。這就是他的經驗之談。這與劉熙載評價懷素“悲喜雙遣”有異曲同工之炒。黃庭堅曾說書法創作的最佳狀態是“年高手硬,心懶意閒”,可見,黃庭堅對創作主體的精神狀態尤其重視。
    百技原於遭,自一心存者致於內,然後可以格物,則精復神化於爐捶間者,此進乎遭也。世既以道與技分矣,則一涉技能械藝,變不復知其委妙藏乎至精,此豈脫於事者游泳平道之轍跡者耶!余謂張旭於書則進手技者也,可以語此矣。彼其放乎江之津而不避風玲,知其非板子渤解者,益不得其所土也。故凡於書,一寓之酒,當沉時,不入死生優懼,時振譬大呼,以發其都怒不平之氣。至頭抵墨中,淋漓牆壁,至於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醒後自視,以為神弄,初不知也。今考其筆跡所寄,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才放,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留者也。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為書也。蓋神者先受之而志乎書者,則自繼乎經營之跡矣。他日有復請,其書已失,豈知縣解一盡而萬物形可復更求其至邪?
    ——董逌《廣川書跋·張長史草書》
    評析:這是董逌拴釋張旭草書創作的理路。他認為,張旭已經達到技進乎道的境界。這種境界是天全的境界,都是《莊子》所說的“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的狀態,是一種精神高度集中、不為外物所干擾的境地。有了這種境地,天機自然流出而元不合乎大道。張旭正是達到這種境界的書家,當然,他還是得全於酒,由酒達道,由酒興感,情感得以自然流露,動輒天真,一發不可收。
    欲作草書,必先釋智遺形,以至於超鴻蒙,混希夷,然後下筆。古人言“匆匆不及草書”,有以也。
    ——劉熙載《書概》
評析:劉熙載說寫草書要做到把內心任何技巧、思慮拋在一邊,精神超越於有形世界,和空虛沖遠的大道同步,這個時
期才可以下筆。這與庸人所說的“意在筆先”的創作狀態不同,“意在筆先”是指“預想字形大小”、“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推”式的理性安排,而“超鴻蒙,混希夷”則是完全排除這些預想,與道往還。

古人對於草書發表了很多看法,有針對草書本身提出的見解,有針對某一時代、某一家、某一帖評價優劣和得失。其中對某一家、某一帖的評價最多,這些言論大部分已經在本書中涉及到,因此,本部分所選擇的那些關於草書格調、名家草書優劣方面的評論,主要是那些能夠體現古人對草書品格總體要求和審美理想的言論。
   評析:這是蘇軾評價張旭草書的名言,所謂“頹然天放”是說張旭的作品在沉醉狀態下完成,得全於酒,獲得了一任自然的藝術境界,這一點正是蘇軾的書法藝術主張。蘇軾曾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反對刻意的苦心經營,而主張順其自然,所謂“浩然聽筆之所之”。這個觀點應該是蘇拭中年所持的。晚年,蘇拭的興趣轉向魏晉平淡的境界,並對張旭、懷素的狂草提出了批評:“顛張醉素兩頹翁,追逐時好世稱工,何曾夢見王與鐘,妄自粉飾欺盲聾”。並且認為,張旭草書尚需要憑借酒的力量才能達到自然的境界,黃庭堅也說:“余寓居開元寺之怕倔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灑而通神入妙。”而王羲之草書不依賴酒也能妙造自然,其間的優劣自見。米芾開始也與蘇拭一樣推祟張旭,後來受蘇軾影響,轉而祟尚魏晉平淡天真的審美境界。儘管如此,蘇拭對張旭的評價還是道出了關於草書的品格,尤其是他指出,張旭草書有點畫之處,意態自足,說明大革雖然狂放,但具體到一點一畫,需要極深的功力。北宋的黃伯思說:“始觀張旭所書《干字文》,至'毋’、'圖’、'隸’、 '散’等宇,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跡。及反覆徐觀,至'雁門雲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穩軒舉,搓擠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駕,而不離繩矩之內。猶縱風聾者,翔皮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飛刃,新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觀之,若龍風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黃伯思《東觀余論·論張長史書》)

    評析:上述數則論草書的自論都有一個共同的主張,認為草書的最高境界還是魏晉人的平談天成,虛淡蕭散,對唐朝張旭、懷素狂草以連筆為主的纏繞並不十分推祟.趙孟俯說懷素之所以高妙,還是因為不離魏晉法度。宋朝大儒朱熹對草書格調的認識也是如此,他評價《十七帖》說:“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胸襟中出者。”所謂“不與法縛.不求法脫”,是說王羲之的草書並不一味求法,但也並不強調別出新意,在有意無意之間,得以自然流露。趙孟俯稱讚懷素草書,也是指懷素那些學習王羲之一路的,如《論草書帕》、《聖母貼)等,所以米芾說懷素“稍到平淡”,鮮於樞說“蝦素守法,持多古意”。我們從他們的評價中能得到一定的啟迪,同時也要認識到他們觀念的時代、歷史的特性。
    歷史上各個時期書法理論家所提出的審美標準既包含一定的穩定性,他們的要求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人們對草書格詢的基本要求。比如說,上述各家的理論傾向於魏晉的平淡,魏晉時期是中國草書發展史上從草創到成熟的時期,以後的草書都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並形成各種各樣的個性特徵,可以說這個時期是草書(今草)的源頭活水,因此,這個時期的草怕反映了中國人自己獨有的審美趣味,而且,這個時期的草書尚未完全藝術化,而是處於藝術與實用之間的狀態。這樣就比較適合人們對於草書的理念。草書雖然比其他書體更接近藝術符號化,但它也畢竟是一種輔助性的書體,它還是文字的書寫,而非完全抽像的藝術符號,而魏晉人在這些方面可以說被認為做得恰到好處。因此,歷史上雖然有張旭、環素那樣創造出極強的視覺效果的草書家,但他們的狂草並不被人們看作草書藝術的正格,聯繫中國古代的文化背景,這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他們的觀念並不是絕對的標準。古人的觀念裡雖然經常也談論“通變”,但相比較而言,祟古思想根深蒂固。草書藝術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實用性逐漸減弱,藝術性越來越強,這是歷史的要求與必然,所以在繼承偉大傳統(魏晉人的境界)的同時,我們還是要有創新精神,還是要開闢新的審美境界。

    評析:上述各家的言論從不同的方面闡述了一個共同的觀念,其中蘇拭是通過楷書與草書的比較,認識到各自的難點,而正是這些難點構成了各自寶貴的品格,所以蘇拭說“凡人所貴,必貴其難”,這是中國古代辯證法的思想結果。草書本來是以變化飛動見長,作到飄揚是分內之事,但是在飄揚的同時,還要作到莊重典雅,是非常難以達到的高境界。包世臣認為草書以簡潔、沉靜居上,雄肆還是次要的品格,他們都關注一個問題,高品位的草書並非那些一味飛動的外在之美,而是寓飛動於平靜之中。

    評析:趙宦光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草書的辯證法,即草書飛動的形態是以堅強的筆力作為基礎的,失去了這個前提,草書便走上野路。

    評析:上述數則都關係到張旭及懷素的草書。一是唐朝蔡希綜對張旭草書的評價,二是北宋書法家蔡襄對張旭草書的讚賞。對於張旭草書,庸人評價很高。大詩人李白、杜甫都有詩歌進行歌頌,大文學家韓愈在《送高聞上人序》中,對張旭的藝術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見第三節“體悟”),蔡希綜的看法也比較有代表性,他認為張旭的草書有雄邊之氣象,是王獻之再世。
    蔡襄將張旭、懷索進行了比較。張旭、懷素這兩位盛唐時期狂草書的代表人物常常是後人議論的話題,二者誰更出色,常常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蔡襄認為張旭草書的氣象、筆勢超神,不可一世,是懷素無法比擬的。而黃庭堅從這兩位的草書形體上的肥瘦來評判他們的優劣。黃庭堅認為,張旭長於肥,懷素主於痙,從藝術的難度來說,要做到“肥”(豐滿)而且“勁”(有力)是很困難的.而相對來說,“瘓硬”要容易一些。黃庭堅本人就是繼張旭、懷素之後的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大草書家,他的這番話應該是甘苦之言。而清代的書法理論家劉熙載則完全拋開了將二人對立起來的念頭,從一個理論家的客觀、冷靜的立場,來評價他們的創作心態,這種比較是在審美特徵層面上的比較,更具有理論價值。劉熙載認為.張旭是一位情感豐富的人,創作時任憑情感自然流露;而懷素作為一個浮屠,已經斷滅了喜怒情結,是一種不受情緒影響的草書家。劉熙載發這樣的議論,還是有一定的根據。二人都達到了創作所要求的最高境界,但是,這兩種境界是不一樣的。前者可能顯示出更為豐富的人生體驗,而後者則可能更為理性和冷峻,因此,二人的藝術意象不同。劉熙載並沒有進行優劣評判,但這樣的分析,很容易得出張伏寒劣的結論。因為草書是以抒情性見長,假如以冷靜、理性的思維進行創作,那麼,他也不可能達到感染觀賞者的目的。當然,劉熙載的分析只是一種推測,比如說懷紊“悲百雙遺”,只是從懷素作為一個僧侶來說的,他是否就斷滅了情感,很難說。
    今天,我們對於這兩位頂尖的大草書家很難下優劣判斷,因為張旭的作品留下的太少,而且真偽難分。應該說,這兩位大草書家是歷史上風格特徵最突出,也是員成功的草書家,若淪浪漫的激情,張旭稍優,是真正的盛唐氣象。

評析:黃庭堅認為王獻之(大令)草書直追張芝,所謂“中間論書者”是指唐朝的張懷理,張懷增在《書議》中將王茵之草
書置於第八,而將王獻之置於第二,並認為王蒸之草書“無戈贛括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成就不高。
    黃庭堅將二王父子的草書進行風格比較,認為王贛之的草書風格如同《左傳》.王獻之的風格如同《莊子》,我們知道,《左傳》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部歷史著作,而《莊子》則是一部充滿著瑰奇色彩的哲學著作,二者相比,《左傳》則嚴謹,而《莊子》則浪漫瑰奇。

    評析:這是一則評價漢魏以後章草書法風格的發展與格調的優劣。黃伯思認為,章草以漢魏西晉時期風格質樸,成就最高。到東晉時期,王朝之開始變得華美一些,後世章草之所以不適前人,正是缺少高古的韻致。

    評析:這是評價草書中獨草(字字不相連)與連綿草(大草)之間品格的優劣,姜差認為,古人作草,就像寫真書一樣嚴謹,一絲不苟。
    書家無篆聖、隸聖,而有草聖。蓋草之道千變萬化,執持導逐,失之逾遠,非神明自得者,孰能至於至善鄧?
    ——劉熙載《藝概》
    評橋:這一則論草書妙理在於“神明自得”,相比較而言,其他書體可以依賴功力達到完善。
    古人草書,空白少而神遠,空白多而神密。俗書反是。
    ——劉熙載《藝概》
    評析:這裡所說的“古人草書”,實際上是劉熙載心目中草書的理想境界。這樣的草書無論空白少、還是空白多,都有一種桔氣員注其中,而庸俗的草書無論空白少、還是空白多,都不能做到精神貫注。作者沒有說明這是為什麼,只是舉出了這種現象,值得學習草書的人們深思。
 

歷史上有很多描述草書形態之美的書法論著,主要集中在漢末到魏晉南朝之際,這些文獻一方面記載了作者對草書藝術的體驗,一方面也記錄了當時人們對草書藝術的認識。這些著作是先民們對書法藝術最初的讚歌。今天,我們通過這些篇目的學習,一方面可以瞭解古人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強我們的藝術想像力。

    評析:崔瑗的《草書勢》是中國古代書法理論史上第一篇關於書法的理論文獻。這篇文字最早著錄於西晉衛恆的《四體書勢》中,因此,它是比較可信的。作者崔瑗是東漢中後期著名的草書家,他把自己對草書的感受記錄下來。這篇文字首先承認草書存在的必然性,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同時他對草書的藝術性進行了充分的論證,認為草書“應時渝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這無疑是為草書正名。我們知道,草書本來只是為了書寫的便利、快捷,與社會上通行的正體文字相比,僅僅是一種輔助性的文字形,崔瑗不但指出了草書的實用價值,還敏感地發現了它的藝術價值。草書本文用生動的比喻來刻畫草書給人的物象聯想,像聳峙的高山、猛獸在奔馳;似鳥欲飛而末翔,似騰蛇赴穴,頭沒而尾垂……說明草書藝術具有強烈的動勢。最終他認為草書帶來的藝術意像是難以言傳的,“幾微要妙”,彷彿若斯”。正是有這篇文字,我們才有理由說:東漢中晚期,書法藝術開始自覺。

    評析:索靖也是一位草書大家,他的這篇《草書勢》同樣對草書的體勢作了生動的描述,與崔援的《草書勢》相比,索靖的文章更是善於形容。可見到西晉時期,人們對草書的藝術特徵的把握更加豐富與細膩。這篇文字有幾點值得重視:一是關於“意巧孳生”的論述,強調主體意識在草書創造中的作用。二是對草書“觸類生變”的論述。草書不主一途,是人們感受到自然萬物的變化而形之於筆墨的結果,這與象形文字“畫成其物”的方式不同,比如說篆書,一個字形一般專指一物,所謂“如其事物之狀”。草書不但有“觸類生變”的優勢,而且能“離析八體,靡形不判”。這是說草書有效的分離、融會其他各種書體的形象功能,達到高度概括的藝術境界。三是草書有“去繁存微”的功能,但“大象末亂”。《老子》云:“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所謂“大象”是指真正的“形象”,草書雖然簡略,但能突破具體的雕畫,保留物象形態中最微妙的部分,這樣既能表達事物的至上妙理,又有實用價值。

    評析:作者楊泉是魏末晉初時人,他是一位哲學家,歷史上著名的唯物論者,著有《物理論》等。善辭賦,但沒有關於他是否善書的記載。從狀寫草書體勢上看,文章與前兩篇雖未有什麼獨持的地方,但他明確的提出了“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的觀點,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草書藝術價值的認識。也可以看得出,草書在眾多書體中受人們喜愛與重視的程度。

    評析:到南朝時期,為一種書體作讚頌的文字,除了蕭衍的這篇《草書狀》,已絕無僅有了。我們在接觸貯述幾篇草書勢一類的文獻後,再來理解蕭衍的這篇文章,便有錦上添花之感。尤其是對草書體態的形容,更是如此'、然而,蕭衍還是傳達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觀念,最為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最後,“傳志意於君子,報款曲於人間”,這是說草書有表情達意的作用,實為警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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