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慧不久前，在《批評界》上讀了嘉樹先生的《我們面對的是—個什麼樣的展覽》一文，感觸頗多。
嘉樹先生的文筆可謂好矣，文章在嘻笑怒罵之間，揚揚灑灑，表現出了良好的文字功夫和才氣，我是一口氣讀完的。我想大部分的讀者也會是一氣讀完的，讀後一定會有一種痛快的感覺，因為這篇近似於罵人的文章似乎說出了許多人一直想說，但又說不出來的東西，加上尖銳甚至刻薄的文字，至少在讀的時候，會讓人覺得痛快酣暢，真有種骨梗在喉被吐了出來的感覺。但回過頭來想想，他是否真的說出了當前書法創作所存在的問題，或者說這篇文章是否可以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書法批評，它是否就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書法批評，它是否是站在公正客觀立場上的，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批評，這種批評是否真正能促進書法創作的前進與提高?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我覺得批評文章不能如此來作。雖然嘉文所涉及的問題，都是展覽中真真實實存在的問題，但我始終認為嘉樹先生作文章的動機並不良好。換言之，即他的不滿情緒過多，牢騷過多，文章一直就有一種發牢騷、說瞎話的嫌疑，而文風又失主尖刻，諸如其在文中所講，「站在展廳裡，密密匝匝的大條幅、大中堂壓得你喘不過氣來，彷彿置身於殯儀館，四周環懸著門生故舊的輓聯，一幅挨著一幅，重重疊疊，渲染出一派悲壯的肅穆氣氛。」這樣的文字是不是書法批評所應有的語言，這實在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在我看來這樣的文字不是什麼好文字，是在罵人，甚至說用心險惡。其實無論全國展還是中青展，部是在向著一個好的方向前進，它們在推動著當代的書法發展，我們只要去看一下第一屆全國書法篆刻展的作品集，其中的差別便會非常清楚。當前作者的創作水平在提高，這早是不爭的事實，當然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但如果一味地否定，我認為並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與立場。
我對當代的獲獎與人展作者一直都很關注，一直想通過對當代中青年書家的研究，來研究!一下當代的書法發展史，像劉正成、王鏞、石開、趙雁君、活興華、華人德、於明泉、孫曉雲、吳振立等都是我所關注的作者，因為在他們的身上，體現了1979年以來二十多年的書法發展。至於八屆中青展，我到北京看過，到南京也看過，對於獲獎人選的作品和作者，我的看法與嘉先生不盡一樣。在一等獎的作品中，齊江、何連仁、沈惠文的作品明顯存在著問題，無論是從精神氣質還是技法上，都無法打動觀眾，他們的獲獎確實不妥；胡溫平的那件作品，滿紙燥氣和渾濁之氣，品格不高，氣息不清。嘉樹先生將李強的行書與胡書相提並論，我覺得不準確，雖然他們在處理作品的形式上可能有些相似，都用了四條的形式，但除此之外誰還能看出一點相似來呢，無論是作品的氣息與格調，還是作者對技法的把握，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李強明顯比胡溫平強得多，怎麼就能如出一人之手呢?徐海的這件作品確實有王鏞書法的翻版之嫌，但作品的整體感覺還算不錯，當然這樣的作品最好不要列入獲獎的行列，至少是獲大獎的行列。至於說於明泉與曾翔，我倒認為他們的作品不錯，都有著明顯的追求與取向，他們在注意形式與技法的同時，還表現出了各自的性情。一件優秀的作品總是性情與技法並存的，只有性情沒有技法不行，只有技法沒有性情也不行。尤其是於明泉，他這次的作品已經比較好地表現出了自己獨立的審美追求與傾向，如果說前兩次的獲獎真如嘉先生所言，可以看出在仿誰的話，這一屆於明泉是在寫他自己了，他正在形或他自己獨立的個人面目，他的成功也正在於此。當然也有人指責他是「丑書」的代表，作品格局偏小，這也無可厚非，藝術本來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其實書壇非要全體向著剛陽發展，也不可能。藝術創作指向的是藝術家本人的審美傾向與理想，當然這種審美傾向與理想會有時代的影響與歷史的影子．但作為一個優秀的藝術家最重要的還是自我的影子，於明泉的作品還是體現了一定的思想性與審美釣傾向性。曾翔的這件作品是我見到過的他的作品中最好的，當然也是當得起一等獎的，他作品中所流露出來的才情與智慧，是值得肯定的。張國輝的對聯，也當得起一等獎，雖然他在處理作品時意圖明顯了些，在技法的把握上，還有不如意的地方。有一件作品，我想提一提，就是文永生獲三等獎的作品，，這件條幅，無論是從筆墨功夫，還是氣質才情，都可以列入一等獎的行列。
對於展覽來講，入展與獲獎，不能做到絕對的公平與正確，因為展覽的評審做不到絕對的公平公正，而只能做到相對的公平與公正，這不僅牽涉到評委的能力與素質問題，還有評審體制的問題；而評審體制的改革也並不能最終解決全在是因為藝術創造自身的規律造成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說要在王羲之與顏真卿兩個人之間一定要產生第一第三，怎麼來決定呢?在趙松雪與董其昌之間，也一定要分出一個優劣來，讓誰來分，採用什麼樣的評審制度，問題一定會存在，這是藝術創作的自身規律造成的。藝術創作以形成自找風格和自我面目為根本目的，而作品的風格具有排他性與獨立性，也就是「風格即人」，在風格之間，根本就不存在可比性，你怎麼能認為王羲之的這種風格好，或是顏真卿的那種風格不行，你怎麼就能說王羲之一定超過了顏真卿，或是顏真卿一定就超過了王羲之，這樣的認識除了說你盲目與無知，還能有什麼。當然技法與功夫，有優劣，但好作品必須是技法與性情相結合的產物，《蘭亭序》與《祭侄稿》不都是這樣的嗎。如果照嘉先生在文章中所說的要注重功夫，我覺得也是存在問題的。在我看來所謂功夫無非就是技法的錘煉過程，那當然是可以分出優劣來的，功夫當然可以做到絕對的公平，但只有技法的東西不是藝術品，只是工藝，真正的藝術品必須是體現作者的情感個性與精神面貌的，功夫是需要的，但在藝術創作中它是第二位的。所以展覽的評審也就只能做到相對公平而不能做到絕對的公平與公正。如果真如嘉先生文章中所推崇功夫一樣讓大家盡量來追求功夫的話，當代書法是否也會出現明清間的「台閣」風氣呢?那可是真「功夫」，儒生們數十年如一日地做著這種功夫，那是多麼可怕啊?我想真的到了那時，嘉先生又要著文大罵「功夫」了。我覺得書法一定要注重技法，但千萬不能將這種所謂的功夫或是技法放在首位，因為功夫往往會消磨人的才氣寫靈感。功夫是共性的東西而藝術創作的最高層次還是要表現個性的東西，當然這種個性中必須有合理的共性成分，不然也就不是真正的最高的藝術。
再來讓我們看看評委的作品。嘉樹先生在文中對某些評委的批評很到位，我非常贊同。但對於王鏞、劉正成的看法我覺得還是可以商榷的。王鋪無論是從藝術的理念，還是目前的創作水平，部是大多數書家包括許多當代名家無法望其項背的，他在當代書壇的開拓性創造性的創作，一定會對當今或是後世的書壇產生深遠的影響。至於說到他小筆寫大字，或是沒有筆法，他是當前流行病的始作俑者，都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法度並不是僵化的，古人講無法之法乃為至法，不知道這又該如何來理解呢?而且法度是需要不斷地更新與創造的。在王羲之之前誰又將字寫成那個樣子呢?當然有人會說，王鏞不能與五羲之相提並論，但我以為，王鏞的成就在某種程度上與王羲之有著相似之處，都一樣表現在其但開風氣上，他們都引導著一種創作理念，王鏞的創作理念是碑學思想的後延，並且有了非常大的進步與完善。我想將嘉先生認為不錯的沃興華先生來與王鏞作個比較，嘉先生在大貶王鏞的同時，大加讚揚沃興華，我認為這是他的無知與眼光短淺，沃興華除了搔首弄姿的故作姿態之外，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少深度可言呢?我覺得將批評王鏞的話換給沃興華倒是非常妥貼，他的用心都集中到了如何將一個字的形狀寫得不倫不類，這可能就是他所追求的情調與情趣吧，找卻看不到沃先生在書法中表現出來的真正的情性，他的作品中所擁有的是偽情性，同樣我也看不到沃興華先生對書法有多深的理解，雖然他是歷史學的博士研究生導師，有著很高的學歷與職稱，也有很大的學識，但他對書法理解只是停在表面而已，他缺少的是精神。他的作品從表面看tb很大氣，但讓入並不感到震撼與心動，而且對於他對書法的創造我以為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有他一人足矣，因為他的創作只從屬於他個人，而無法擴大。他的作品也有個性，但這種只有純個性的作品無法達到最高的境界，少的正是共性，這正是我前面講到的真正最高的東西一定是在個性可以找到合理的性；我也想說說孫曉雲先生，她對待作品每次都是非常認真的，她的作品也確實非常典雅、非常精美，水平非常高，如果她的作品中能再多些性格與情趣的東西，她真的可以當得起當代帖學創作之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