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中華文化的生命線--張公者對話余秋雨之一
張公者：如何評定中國書法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余秋雨：書法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分兩個屬性，一個是工具屬性，一個是精神屬性。
所謂工具屬性，小而言之，書法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工具；大而言之，中國文化能夠流傳到今天，也是以書法作為工具，這條黑黑的墨痕其實是中華文化的生命線。
書法在中國文化上的精神屬性，是中國文化人格最抽像的一種描繪方式。那些流動的線條正好對應著歷來追求的君子風範，他們的舉手投足，他們的風雅品貌，都在這個線條當中體現出來了。一個人從小每天在書法當中慢慢地磨煉，就是在修煉自己的精神品格。
只要懂書法，從滿紙雲煙當中就可以看得出中國文化人格。
張公者：書法的工具性是獨一無二的。離開了漢字這種文字工具與載體，書法就不復存在。可以這樣講，人類文字當中唯有漢字可以作為藝術創作的工具與載體。作為記錄語言的漢字與作為藝術的漢字書法成就了人類文化史的輝煌。作為工具性的存在，它是物質的；作為藝術性的存在，它是精神的。
余秋雨：這裡有三個範例，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蘇東坡的《黃州寒食帖》。這三種法帖可以說是中國人格美學最典範的體現。三種強大的人格，通過三幅書法，概括了中國古代文化人格的三個高峰，而這三個高峰又各自具有很大的時代概括力。
王羲之的《蘭亭序》，它產生在魏晉的亂世。中國文化許多奠基性的創造往往都是在亂世完成的，王羲之的《蘭亭序》就具有這種奠基性的重要價值。王羲之的書法瀟灑典雅，既有君子風範，又有魏晉名士遺留的那麼一種浪漫和收斂，體現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批文人的集體人格。後來的很多文人、書法家幾乎每天都要背寫一遍《蘭亭序》，但主要是臨摹筆觸和佈局，卻很少品味《蘭亭序》的文本內容。其實《蘭亭序》的形態和內容是互相輝映的，我們可以由此更清晰地瞭解他們這群人的精神風貌。因此我總是要求我的學生順便關注一下《蘭亭序》的文本內容。你看，王羲之先講他們聚會的時間、地點、氣候、氣氛，然後就講到了人生觀。他說人活在世上有兩種追求，對內可以寄情抱負，對外可以寄情山水。不管是寄情山水還是寄情抱負，只要情緒安定而不躁動，都可以。怎樣才能使人安定下來呢？那就要求這個人必須要有理念。當時在魏晉名士中最常讀的理念就是要貫通生死。而王羲之說：我在意的不僅僅是貫通生死，而是要貫通古今。如果是貫通古今的話，我們今天的聚會就非常有意思了，大家留下那麼多詩，我還寫了這個序，時間就像眼下的流水一樣流去，以後總有一天會有很多人看到的。這是一篇表現君子情懷的優秀短篇散文。王羲之的筆墨是這種情懷的傑出外化方式，加在一起成了那個時代文化人格的精彩代表。
《蘭亭序》是公元4世紀的事。我們再跳到公元8世紀，要看看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了。這個《祭侄文稿》不僅是書法傑作，而且還是在中國歷史最大折裂處的一次人格大奔放，極其燦爛又極其悲壯。我所說的中國歷史的最大折裂處就是「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爆發時，朝野在震驚之餘束手無策，第一個站出來組建武裝力量長途平叛的，居然是顏真卿本人。他們全家，為這場戰爭作出了極大的犧牲。他們以一門悲烈，維持著大唐文明，抵制野蠻的罪孽。兩年以後顏真卿親自寫文來祭侄子，他以筆墨哽咽著，以撇捺祭奠著。那淋漓頓挫的筆觸，撕肝裂膽的篇頁，我每次看到都激動不已。激動的程度，超過觀看畢加索那幅抗議法西斯暴行的《格爾尼卡》。從8世紀到11世紀，我們又擁有了蘇東坡的《黃州寒食帖》，蘇東坡沒有王羲之那麼好命，也沒有顏真卿那麼磨難，但在文化上卻又比他們更全才。在文化上，他幾乎什麼都行，因此多種風浪也就匯聚到他身上。
如果說王羲之是亂世當中的典雅人格，顏真卿則是盛世當中的悲壯人格，那麼蘇東坡則代表著一種更理想化、也更親切的放達人格。
三個帖讓我們看到了三個人，而這三個人又是三個群體的最高體現，這三個群體又反映了三個時代，這三個時代又是中國文化的關鍵時期。所有懂得中國文化史的人都知道，魏晉、大唐和北宋，這三個朝代加在一起的話，中國古代的輝煌，我想大半可以涵蓋了。因此，三幅行書，成了中國文化史最抽像的、最概括的外化形式。同時，也構成了中國文化史最壯麗的部分。
張公者：這三種法帖不僅是書法藝術傑作，同時也是作者人格的體現。是那一時代的精神、文化與傑出人物的代表。後人把三種法帖稱為「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書」是有深刻涵義及令人信服的。它們體現出的不僅僅是書法藝術創作本體的高超，在文本上也給人啟迪，對生死、人生、國家、庶民，都有讓人值得思考的論述。
法國的熊秉明先生曾說過：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中的核心。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余秋雨：我同意。我曾經談到過類似的觀點。我剛剛分析過，歷史上重要的書法作品已經處於核心中的核心地位了，別的文學藝術門類不要難過。歐洲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榮格說過，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澱為人格。我進一步說，人格的外化方式一定是抽像線條，中國書法的線條把中國文化人格的幾個重要方面都充分呈現了。你看，筆墨的流動狀態就是逍遙游，君子高高大大的袖口在轉筆處抖動，他們的表情變化，他們的氣節剛正，全在筆墨間體現出了雍容與華貴。他們還必須遵守規範，在規範當中取得自由，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正好體現在書法當中。這種抽像提煉，恰恰是最高提煉。
8年前，在法國的塞納河畔，我曾經和一個法國建築學家有過一次爭論，這個爭論當時鳳凰衛視播放過。那位法國建築學家非常喜歡中國，喜歡中國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但他對我說，他有一點不喜歡的就是中國的審美水平太低。我說你指的是什麼？他說你看，全是大紅大綠，大金大銀，大紅燈籠，畫龍畫鳳。他說不僅在北京看到，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也有看到。他說，世界上任何具有審美水平的人都知道，艷俗的色彩氾濫是低級審美，你們怎麼就永遠也走不出這個低級審美呢？我聽了就明白了，說你說得很對，但是你誤解了中國幾千年的審美傳統。我講了兩個證據。第一，在2500年前，世界上首批大哲學家同時問世的時候，只有一個哲學家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的觀點，他就是中國的大哲學家老子，我沒有看到其他文明故地的哲學家提出過類似水平的觀點。「五色令人目盲」，說明中國人並不喜歡艷俗的東西；第二點，我希望你注意，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用一種黑色的線條橫貫幾千年，構成了自己文化審美的最高形態，所以說中國人其實比世界其他民族都知道收斂之美，單純之美。他抱歉地說，他都不知道。他說，希望你們能保持啊。我說我們一定能保持，一定能夠恢復到這一點。
張公者：當我們在研究古代書家的生平時，我們知道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都是「為官者」。中國古代書法史上名家也多是官員。那麼，中國書法和古代政治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余秋雨：沒有直接的關係。寬泛地說起來，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離不開書法，中國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文人，文官在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其實是以自己的文化人格作為基礎的。書法是文化、人格之外化，所以當然和政治有點關係，但書法和政治構不成一個獨立的、可以討論的關係。
張公者：書法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有什麼樣的價值？
余秋雨：「五四」以後推廣白話文，鋼筆文化「戰勝」了毛筆文化，留下來的毛筆文化主要是一種美麗的工具性存在。
張公者：過去人們用毛筆來進行書寫，記錄語言，那個時候可以理解為工具性。而今天大家不用毛筆寫字了，甚至連鋼筆都不用而直接用電腦了，為什麼還是工具性存在呢？
余秋雨：這是因為書法進入了公共審美階段。當代書法在公共審美領域又出現了幾種方式，例如旅遊點的碑刻，商店的招牌，書畫展覽中的展示等等。由於表達工具主體的改變，很多人已經不會寫書法，因此書法已經不能作為人格的一種外化形式，因為很多很好的人，字寫得很壞。現代書法家人數也不少，但在全社會中還是很小的一群，書法在他們手上更多地是審美形式，而不是人格外化。其實在古代，一個具體的人的書法技術與他的道德品質也不能等同，我說的人格外化是整體化的。
張公者：所謂書品即人品。如您所說的書法的另一個最重要屬性—精神屬性，它是書法得以傳承數千年不衰的令人神往的高貴品性。
余秋雨：錢鍾書先生曾經提到，「文如其人」的說法有很多例外。說「文如其人」或「書如其人」，不是一個規律，而只是對少數完全合一的人的讚歎。
張公者對話余秋雨之二--拯救公共書法
張公者：所謂「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總之，如其人而已」。書如其人，此之「如」，主要是指人之性情，人的性情在作品中是可以體現的。而非如其「人品」——品德。只是我們在論書時，必當論其人，書者的良好品行又增加了書的份量，書品便成了人品，提升了人格魅力。
余秋雨：我們歷來對「人品」、「品行」等等的說法實在太空泛，人人都可以這麼自稱，沒有什麼標準。其實，最大的人品是對公共領域負責。對書法家來說，有沒有勇氣在公共領域驅除以書法名義出現的惡濁，保護我們中國文化的美學珍寶？這就是人品的大體現。
這事我必須說得嚴重一點，當書法在公共空間和公共建築上出現的時候，書法具有某種群體審美強制性。試想，如果你不喜歡某位「書法家」的作品，你可以不買他的字、不買他的書法集，可以不進他的書法展覽會，但當他的作品掛在一個大樓的上面，那對不起了，低頭不見抬頭見，你天天眼睛要看到它，沒有躲避它的任何可能，如果這個時候你把眼睛遮起來，就有可能會撞車。所以這是一種強制審美。成年人看了也就罷了，最遺憾的是孩子，經過這個大樓的幾萬、幾十萬孩子，他們可能對書法本身不瞭解，但由於每天看，他適應了這種書法，就會在他腦子當中打下這樣的書法範本，或者打下書法的底子。如果這個書法是醜陋的、散架的、不成等級的，那麼實際上這種書法就在公共審美領域裡邊造成了邪惡。這種審美邪惡造成了一種我們所非常不喜歡的異向審美適應，那是對健全人格的摧殘。
張公者：美有尊嚴，如同人之尊嚴。美的品格同樣是不能褻瀆的。
余秋雨：在我看來，美的尊嚴和品格，現在首先體現在公共審美上。我想懂中國文化現狀的人都知道，公共書法當中有太多太多難看的字。我不用電腦、不上網，但突然發現了社會上在流行一種很難看的行書，這是怎麼回事？一問，是從網上拿下來的。還有，我們經常能看到一種又笨又俗的隸書，也是「電腦體」。除了「電腦體」，還有一種自認為能寫毛筆字而實際上卻完全沒有理由成為公共書法書寫者的企業家、官員寫的，也成了一種審美陰影。
張公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余秋雨：我認為責任不在那些企業家、官員和被大家誤會了的「書法家」，而在於我們的書法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應該承擔監管公共空間的書法責任，至少維持一條起碼的底線。我想，書法家協會如果這樣做了，大家都會服從。
我曾經參與對上海古建築的保護性咨詢，事實證明相當有效。阮儀三先生是同濟大學的教授，他曾經為保護當時的平遙古城、保護周莊，起到了極好的作用。現在的官員和民眾，都願意聽他和他的同事們的勸說。你們堂堂的中國書法家協會，如果成立一個公共書法監管委員會，我相信分管城市市容和建設的副省長、副市長他們會非常高興。如果以這樣一個專業委員會的名義來裁決，一定比省長和市長下令有效得多。
現在某些單位為了顯示自身的重要性，常常會邀請一些領導人題寫牌匾，這也會把領導人推入一個尷尬境地。多數領導知道自己在公共領域的權力與自己的職位無關，但也有少數領導人並不知道。他們以為，題寫牌匾是對某行業、某地區的一種關懷，其實是忽視了公共書法的審美門檻。這情景，就像讓一個不太會唱歌的領導人在廣場領唱，或不太會畫畫的領導人當眾作畫。因此，成立一個類似於「公共書法監管組」的專業機構，可以作一個提醒，讓那些領導人知道「公共書法」這個概念。
張公者：成立「公共書法監管組」，這個建議很好！這個組織可以由政府牽頭，由書法家、文字學家、文化學者組成。是一種純學術性的，使命性的，但這種行為必須是政府的，只有政府才有這個「權力」，才能執行下去。我在遼寧工作期間，曾向興城政府提議過有關興城（古稱寧遠）「明代一條街」牌匾的建議，同樣是沒有結果的。我們的力量有限。這裡面還涉及到諸如各家各戶請書法家題字費用等等一系列問題。政府應當有一部分公共資金用於此處。實際上我們的優秀書法家們同樣可以低費或免費題字。
余秋雨：不能過於依賴政府官員在這方面的審美素養，而應該進一步發揮文化人主動介入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在這裡，公共事務同時又是傳統保衛戰。千萬普通民眾在街市間獲得的對中國書法的感性認識，是中國書法承前啟後的基礎。我想對書法家們說，公共書法的事，比你們舉辦私人展覽和出版書法集重要。如果廣大民眾在街市間接受了書法的負面教育，那麼，你們自己的書法再好，也會進入一種不適合整體生存的「風土」。
張公者：可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書法家有多少真正堪此稱謂呢？掛在公共場所的字有那麼多，不也都是「著名書法家」書寫的嗎？
余秋雨：因此我希望「公共書法監管組」裡邊的人數要比較多。通過無記名投票，決定本地和外地適合上公共書法的書法家的名字。即使是書法家，有一部分人也不適合寫公共書法。有些人的書法寫得很好，但不適合放大，而有些書法家的字就非常適合放大。譬如像沙孟海先生的字豐腴沉著，放大了很有氣派。相比之下，啟功先生的「深圳水庫」四個字被放得那麼大，伸展在大壩上就顯得不太合適。郭沫若先生的字有時頓捺之間用力過度，但「故宮博物院」這幾個字很平靜、很大氣。針對這種情況，公共書法監管組就管不到了，因為監管的只是「底線」，而這裡說的是「風格」。但是，當公共書法的認知水平全面提高了，風格的討論也就能成立了。
張公者：強制審美常常造成審美標準的確定。如果我們提供的「強制審美」的標本是真美的，那麼對受眾的「強制審美」是有益的。相反，強制審美的標本是偽藝術，是醜的，那它所造成的毒害是極為可怕的。現在充斥在我們的城市、鄉村，建築、景點中的無處不在的讓人難以忍受的、不堪入目的招牌題字，這不僅僅是書法審美無序的表現。這種醜陋書法的強迫審美不僅是一種對人精神上的摧殘，更可怕的是貽誤後人。還有可怕的是製造這種強迫垃圾審美的人卻自以為是在創造美，自以為在展現美，自以為是美的使者……真是自以為是到極點。當受眾形成異向審美適應，美的標準就改變了，直接導致審美水平的低下，我們不能要求大眾具有專業的藝術水平與審美能力，而我們要提供給大眾一個正確的審美取向，審美標準，公共空間的藝術品是極為重要的。
余秋雨：「強迫審美」和「強制審美」的概念我不想正面提出。我所反對的是公共審美中那種負面強制，卻不主張對於正面審美進行強制。公共書法的正面審美，空間極大，而且我也不排斥那種稚拙化的遊戲體、刻版式的印刷體。但是，只要一擺出書法的架勢，我們就要認真一點。因為一旦成為公共書法，就成了一所「開放大學」—「書法開放大學」。當然，這所開放大學裡也有極大的自由，可以選課，可以認師，可以創新，也可以離開。甚至，也可以叛變，卻不可以兜售假冒偽劣產品。
張公者：前段時間我們去浙江嵊州拜謁王羲之墓。當地政府、民眾很重視對王羲之墓的保護，並舉行各種活動紀念宣傳書聖。也是去年的時候，到山東的費縣拜謁顏陵，顏真卿家族陵地附近的農民自發來保護它，有些並非顏真卿的後代，當地政府也很重視。
余秋雨：好，那好極了。我們所有喜歡書法的人都應該感謝當地的這些民眾。這個財產是屬於全中國的，甚至說是屬於全世界華人的。
張公者：書法是可以在當代文明中能夠與古代文明對接而形成了獨特的文明線。一根書法線條將幾千年的文明史連接起來，連古連今，連線未來。它是中華民族的一條生命線，記載中華文明的歷史。今天我們要保護書法，就是在保護文明。
余秋雨：目標很大，但工作應該很具體。很多年前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和一些文化人一起在上海看看哪些老建築是必須要保護的，不能拆掉的。後來我們的行為納入了政府部門的行政行為。對於公共書法，也可以組建這樣的「巡查隊」。我建議把公共環境中的題字分幾個等級，一個是不可容忍的，一個是可以商榷的，一個是可以保留的，三個等級。
張公者：組建一個全國性的「公共書法巡查隊」，對全國各公共場所進行清理。這是一項大的工程，各地方政府同時成立這種機構，對一些老的題字要注意保護，不能在清理過程中把好的東西清理掉。
余秋雨：有些公共場所的書法，也可以用「集字」的方式，把中國古代一些經典的行書、楷書、隸書法帖中的字選出來進行組合。這也會起到書法美在公共領域的傳承作用，當然，「集字」也要講究佈局、接氣、對比。
張公者：拼字、集字也不失為一種好的方式。若找不到合適的當代書法家題字，集古人的字最起碼不讓人生厭，僅書法藝術本身的美是很高的。只是集古人字少了時代性。當代書法家應該承擔起公共書法的責任，把優秀的、適合展示在公共場合的好字留下來。也是給後人留下美的財富。
余秋雨：你說得很對。但是我倒是很希望我們大都市的公共書法中，能夠同時陳示經典書法和當代書法的風範，讓街道成為一條有著時間深度的文化長河。
當代作家與書法--張公者對話余秋雨之三
張公者：我們談到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談到《蘭亭序》，他們是了不起的書法家，又是作家，尤其蘇東坡更是全才。《蘭亭序》是文本內容與書法藝術完美結合的傑作。我們先不談當代書法家的文學水平，先談談當代作家的書法。
余秋雨：對當代作家，不能在書法水平上強求。原因是，在20世紀前期，鋼筆文化已在總體上代替了毛筆文化。這種代替，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主張的革新觀念有關。不少「五四」作家的毛筆字寫得不錯，但他們已不把這一點當作文化坐標。當時中國的文化教育界在大規模引進化學、物理、數學和西方人文科學的時候，毛筆文化的衰微成了一種時代必然。書法，就成了書法家而不是全體文人的行內事。這個轉折，使作家和書法失去了必然邏輯。有的作家碰巧能寫書法，不錯，卻不能以此為他們的文學水準加分。在當代，隨著電腦寫作的普及，這個問題就更明晰了。這不是一件值得書法家抱怨的事。但是，我希望中國作家的大多數，能夠欣賞書法，至少有興趣。想想我們天天擺弄的漢字居然有人寫到那種美麗的程度，應該讓作家感到興奮。
張公者：20世紀寫白話文的作家因其早年的底子，能寫毛筆字，而且大多數很有功力。魯迅、錢鍾書、胡適等的字具有書卷氣。
余秋雨：很抱歉，我覺得錢鍾書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在書法上是缺少功力的，但這一點兒也不影響我對他們的尊敬。20世紀前期的大作家中，字寫得最好的還是數郭沫若。魯迅、茅盾和沈從文也還不錯。學者中寫得較有特色的是馬一浮先生。反倒是政治人物中，有一些人的書法寫得比作家好，例如康有為、譚延闓、於右任。
張公者：當代學者能把毛筆字寫的有模有樣的人太少了。您的字有米字風神，又是學者字。
余秋雨：我小時生活在一個貧困的山區，離縣城還有60里路，家鄉除了我媽媽以外沒有一個人識字。我上了鄉村小學以後沒見過鋼筆，鋼筆在當時的農村是一個奢侈品，連鉛筆也比較奢侈。小鎮上能夠買到的是毛筆，極其便宜，幾分錢一支。我們在課堂裡記筆記、考試，都用毛筆，包括算術課也是這樣。因此，我所有的小學同學，操作毛筆都會比較熟練。我寫毛筆字的功底，就這兒打下的。當然後來還有一個提高過程，譬如我在安徽工作的叔叔特別喜歡顏真卿的《祭侄文稿》，而我的外公又善於寫柳體和歐體字。
我認為毛筆字寫到一定程度，需要超越技術，而獲得一種神秘的「氣」。我的好朋友賈平凹先生告訴我，有一次他到新疆的沙漠裡去，盛受強烈，回來後書法就有很大提升。
張公者：回到書法家本身。書法創作的載體是漢字，漢字讓書法家有展示自己創作的空間，任性發揮，而文學（指書寫內容）同樣也是書法創作的載體之一。我們不能想像也無法接受，錯字滿張文辭不通的「書法作品」會給人以啟迪、給人以美的享受——即便是它的「藝術創作不錯」，也無法讓人容忍。我們總不能去吃一塊口感很好卻帶毒的蛋糕。
余秋雨：對這種事我倒覺得要寬容一點。今天的書法家是多元組合。有的書法家更偏向於藝術形式，偏向於線條的流動狀態，更看重水墨線條這種「有意味的形式」。這樣的書法家，對內容的要求並不是很高，我認為也應該支持。第二種，把練字當作一種人格修練，修練在天天不息的撇捺頓挫之間，他們也未必特別在乎內容。當然也有一種比較古典的書法家非常講究書寫的內容。我認為，在形式和內容的關係上，我們有理由更多地關注形式。當然在內容上，也不應該出現錯字滿篇、文辭不通的情況—除非是故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