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箋
花箋古代箋名。精緻華美的信箋、詩箋。古文人雅士往往自製箋紙，以標榜其高雅，不入俗流。有的上飾有各種紋樣。今人少見有自製者。古箋甚是難覓。紙之精緻華美，尺幅較小者，叫“箋”。箋紙用作書札，稱“信箋”；用以題詠寫詩，名為“詩箋”。現代的人已無詩詞雅興，寫信都用圓珠筆和機器制有光紙，所以箋紙在市上已絕跡，或作為高雅品在旅遊定點玻璃櫃中。
民國以前，古人寫詩唱和，或公私書信往來，都用國產手工制紙，以毛筆書寫。箋紙上印有八條紅線，俗稱“紅八行”，封套則以白綿或宣紙糊成長方形，名址皆由右至左豎寫。這類箋紙、信封都已定型，市上南紙局、文具店都有出售；非同今日，全國信封統一形式，且由郵局監製出售，否則不予投遞。
古代的文人學士，有的以為市井俗品承載其文翰，如蠅污白璧，有傷其雅潔之美，乃自製箋紙，以標榜其高雅不入俗流。如清朝末年翰林杜彤家在天津楊柳青，所用信箋皆由愛竹齋畫店用梅紅紙刷印，名家畫梅。也有在箋紙上印以漢瓦周壺或銘文者，古香古色。還有以各種色彩，或雕版印製成山水花鳥等圖樣，故統稱之為“彩箋”、“花箋”、“錦箋”等美名。若將彩印箋紙輯成圖冊，則稱其為“箋譜”。如《十竹齋箋譜》《北平箋譜》等等。按：箋字《說文解字》謂：“箋，表識書也。從竹。”古代箋是作為表明古人著作者意，或斷以已意，使大眾可以讀懂其文。如漢"鄭玄註釋的《詩經》稱作“鄭箋”，並非專指箋紙。南朝陳徐陵《玉台新詠集序》：“三台妙跡，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唐白居易《長慶集·霓裳羽衣歌》：“四幅花箋碧間紅，霓裳實錄在其中。”今溫州謂學字之竹紙曰花箋。
一、花箋創始於南朝
紙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為推進人類文明進程，起了加速作用。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殺青”(造紙)卷中說：“物象精華，乾坤微妙，古傳今而華達，夷使後起含生。目授而心識之，承載者以何物哉?君與民通，師將弟命，馮藉 口語，其與幾何；持寸符，握半卷，終事詮旨，風行而冰釋焉，覆載之間，藉有楮先生也。聖頑鹹嘉賴之矣。”觀此，紙對社會發展之作用，不需多說了。
紙之發明和實物出現，從甘肅居延漢代遺址中出土的兩片麻紙看，最晚是在漢宣帝甘露二年即公元前52年。(見《文物》1978年1期)據文獻記載，東漢時尚方令蔡倫，字敬仲，改進了造紙術，製作出一種“蔡侯紙”，漸漸代替了竹簡和縑帛書寫文書。范曄《後漢書"宦者列傳"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成，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東漢時期的蔡侯紙屬於尚方(皇室手工業作坊)製造，產量不多，供宮中用。晉代之紙，改良提高，且有南北之分：“北紙用橫簾，其紋橫，其質松而厚，謂之側理紙；南紙用豎簾，其紋豎，晉二王真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明"屠隆《考 事》)又晉"陸 《鄴中記》載：東晉十六國時，後趙國君“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為昭書，五色紙，著鳳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回轉，鳳凰飛下，謂之鳳詔。鳳凰以木做之”。石虎以五色紙作詔書，可知其時紙質已柔韌，而且已有染以彩色之紙了。唐"王維《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有“朝罷須裁五色詔”句，即引石虎“鳳詔”的故事。此外，東晉時，南方還有籐紙出現。到了南北朝時，陳"徐陵編《玉台新詠》，序中有“三台妙跡，龍伸 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之句，證實了以五色花箋書寫詩賦文章，早在六世紀中已廣泛應用於文人筆墨之間了。從而得悉“花箋”之名，開始出現在我國文風昌盛的南北朝時期的南朝。
二、隋唐時期的蜀箋
隋朝統一了南北朝分裂局面。不久，李淵起兵，取而代之，建立唐朝。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大強盛朝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蓬勃發展，超越前朝。體現在造紙工藝方面，較以往不僅質量提高，而且品類也增多，如玉版、貢═、經屑、表光、魚子、硬黃……與此同時，唐詩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也是一個輝煌奪目的時代，承載這宗詩文的載體紙張——詩箋，隨之名目也繁多，五光十色。唐代制紙工藝首推四川，而蜀中箋紙又以“浣花箋”首屈一指。浣花箋一名“薛濤箋”，又名“松花箋”。相傳唐元和(公元806-820年)中，元稹使蜀，營妓薛陶(濤)造十色彩箋相贈，稹於松花箋上題詩寄陶。(李石《續博物誌》)又李商隱《送崔玨往西川》詩：“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句，可見薛濤箋為當時詩人所樂道。按：薛濤字洪度，隨父流落蜀中，遂入樂籍，工詩。韋皋鎮蜀，招令侍酒賦詩，稱為女校書。暮年屏居浣花溪。元"費著撰《蜀箋譜》，謂薛濤七十三歲卒，不知所據。薛濤箋是“以芙蓉等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當時薛濤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見《天工開物》)。這時的箋紙，已有名家自製之開始。
三、五代時的砑光箋
唐代彩色紙箋普遍用於文人詩酒間，然而尚無箋紙上雕印山水花卉之說。五代末，曾任後晉戶部尚書的姚 ，其子 善造五色箋，光緊精華，砑紙板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幅幅不同，紋鏤奇細，號“砑光小本”。
砑光的箋紙，是雕版刷印花箋的前身，其法是以彩色紙料薄而勁韌者，覆在線刻的畫版上，然後用木棍或石蠟在紙背上磨砑，雕版上的花紋則光出紙上。這種砑光紙直到清代，尚在各地南紙店裡砑制。
四、宋元花箋新發展
宋代城市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是因趙匡胤用兵結束了五代十國時諸潘割據的戰亂年代，社會暫時得到安定。造紙質量提高及活字版印刷術出現，更推進了文化昌明。就箋紙而論，宋代有澄心堂紙極佳，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都是宮中御用之箋紙相當華貴。
元代制紙，有彩色粉箋、蠟箋、花箋、黃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篆紙、觀音紙皆出江西。彩印詩箋，尚無所聞。惟有紙上繪金如意雲者，為元朝大內明仁殿御用之品，可裁作詩箋。清朝曾有仿製，特於紙面左下角捺“乾隆年仿明仁殿”長方圖章，亦系御用之物。皆非一般市上所售，後有複製者。回觀上述文獻資料，截至元代，雕版印刷彩箋尚無所聞。所以只有中國版畫藝術發展到了明末黃金時代，才湧現出了諸如《蘿軒變古箋》、《十竹齋箋譜》等高雅精絕的花箋，相繼問世。
五、明代的彩印箋譜
明代是中國版畫藝術發展的高峰時期，當時無論是文學藝術、蒙學讀物，還是醫藥氣功、衣食生活以及文房四寶……幾乎無不附以精雕之插圖。以圖為主的畫譜、墨譜、神仙人物圖傳，更不必細說，而其中以彩色套版精印成冊，雅趣高絕，專供士大夫“清玩”者，莫過於《蘿軒變古箋》和《十竹齋箋譜》了。《蘿軒變古箋》又名《蘿軒箋譜》，明末蘿軒輯，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吳發祥刊版於江寧(今江蘇南京)。《蘿軒變古箋》中的“拱花”版式，是版畫史上一大創新。它是先將物象的輪廓用陰刻刀法刻在平面木板上，再將宣紙覆於版面上，上加薄氈，以木棍用力壓或木槌輕敲，紙面就凸出了版上凹下的圖像花紋，猶如今日官防鋼印。所以顏繼祖說：“若干曲折，卻非依樣葫蘆。”明刻《蘿軒箋譜》今已難得，1981年上海朵雲軒有復刻本印行，可資參考。繼《蘿軒變古箋》後，有《十竹齋箋譜》刻成於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十竹齋”命名與編印者胡曰從經歷有關。胡原籍安徽休寧人，生於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喜鑒藏文物。相傳胡酷愛竹筠，嘗於寓所種竹十餘竿，讀書雅玩古董於竹窗下。後在南京雞鳴山側開一古玩店，因而取名，“十竹齋”。胡曰從曾任南明王朝中書舍人，明亡不仕。《十竹齋箋譜》印成於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內容豐富，包括歷史故事、詩詞意畫、山水人物、商周銅器、古陶漢玉等等。共分四卷，二百八十圖。其中卷三，有以象徵之物，以表古代成語故事；有以寫實人物，畫才德兼備，非流俗所能企及之高士。箋譜諸圖，皆纖巧玲瓏，印製極工，除“ 版”外，還以“拱花”凸版印壓花瓣脈紋，鼎彝瓶花圖案者。典雅清新，今難再現。《十竹齋箋譜》卷首有李於堅《箋譜小引》和李克恭《十竹齋箋譜序》。序文對箋譜的發展演變， 版、拱花的雕版印製等，闡述較詳。1940年鄭振鐸編《中國版畫史》，分類編入其中。
六、清代花箋之繁榮
清初，戰火未靖，社會反滿統治中華的抗清連動不斷。康熙帝親政後，學習漢文化，詔命纂輯《欽定圖書集成》……同時版畫藝術遙接明末余緒，始漸繁榮，但多頌揚之作。而箋譜之制，卻無多聞。乾隆(公元1736-1795年)時，始有單頁印箋出現。此後，蘇州、南京、上海、北京、安徽歙縣皆有詩箋繪刻，其中大都是陽線刻版，淡色刷印於彩色或素紙上，也有少數以朱綠套版印製者。在內容方面，除傳統的山水、花鳥、草蟲、人物外，還有戲曲小說。諸如《西廂記》、《紅樓夢》等具有情節的畫箋刻印。顯然是清中葉後，沿海城市工商業經濟繁榮，花箋常被生意人取作信箋，用於書信往來了。古代詩箋原來是載乘文人詩詠，名士書札以至詔命等，本屬文士雅玩之品，似與商賈以物論價，金錢往來無關。晚清工商業發展，開明人士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國家腐朽現狀影響，詠詩作詞，不再是時代風尚了。詩箋的載體也由雅趨俗，面向社會現實發展。因此，需求者增多，內容也有新的變革。“戊戌變法”(公元1898年)後，上海商務印書館、機器造紙局等，曾用機制箋紙，大量生產。為了爭相獲利，且不斷推出新樣，如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製的《西湖十景》、劉炳堂畫的《太師》《百鹿》等寫生動物。此外，更有值得注意的是以《世界八大英雄》(哥侖布、英國克林威爾、俄國大彼得、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侖、意大利加富爾、德國俾斯麥、日本西鄉隆盛)為題材的箋紙出現。它打破過去中國版畫史上刻印名賢志士，以教人尊重品德和仁恕之道的傳統；提倡要學哥侖布探險，彼得大帝南擴，華盛頓自強獨立，俾斯麥強權外交，西鄉隆盛主張維新……世界上各樣不同的時代人物。就這幾張小小箋紙來看，它也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之實況。這時的宣統已是封建社會末代皇帝。於此變革前夕，天津文美齋刊印了一部《百華詩箋譜》，圖有：紫丁香、玉蘭、菊花、萬年青等草木花卉。作者張兆祥，號 庵，天津人，善畫花鳥，設色艷雅，備極工致。前有張祖翼序。序文作於光緒丙午(公元1906年)，刻版印製於宣統三年(公元1911元)五月。繼《百華箋譜》之後，文美齋集上海錢慧安、沈心海、楊伯潤，南京王慎之，天津辛蔭圃和陸炳文、黃花農等畫家所作的人物、花卉、博古、山水等刻印成一部《文美齋箋譜》，後又以石印版印行了一部《七十二侯箋》(錢慧安作)。箋譜發展，至此暫告終止。
七、關於《北平箋譜》
公元1933年初，魯迅先生收到鄭振鐸(西諦)君贈送的《中國文學史》三本後，於二月五日回信說：“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鋪擇尤(對於各派)各印數十至一百幅，紙為書葉形，彩色亦須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書，或先約同人，或成後售之好事，實不獨為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其時，魯迅與鄭振鐸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平，只以書信往來，並將詩箋由郵寄還，不數月，《北平箋譜》問世。其中包括沈兼士題籤；扉頁書名“北平箋譜”題字由沈尹默書。最重要的是魯迅先生一篇《北平箋譜》序，概述了中國版畫發展史。
魯迅寫此序文前，曾函告鄭振鐸：“我當做一點小引，但必短如兔尾巴……”並認為這是一部“新古董”，只印百部。魯迅一面邀西諦在北平訪箋收集，一方面自己在上海收集到數十種，認為“皆不及北平；杭州、廣州，則曾托友搜過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於上海，有許多則即上海箋也，可笑，但此或因為搜集者外行所致，亦未可定。總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儼然成集，盡難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箋，當有佳制，倘能亦作一集，甚所望也。”此文既反映了當時除北平外，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尚有印版箋紙於市上出售，同時又可知北平還有私人印製的信箋。鄭振鐸於此期間，將收集工作寫作一篇《訪箋雜記》，魯迅寫信說：“《訪箋雜記》是極有趣的故事，可以印入譜中。第二次印《箋譜》，如有人接辦則為紙店開一利源，亦非無益。═草創不易，一創成，別人亦可踵行也。”《北平箋譜》刊行後，魯迅先生還想復刻明版《十竹齋箋譜》。一因文，求老頭子惜而不賣，他以為還可以得重價。”又因“我們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態，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以上引言均見《魯迅書信集》197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越兩年，魯迅先生病逝於上海，魯迅和鄭振鐸編印的《北平箋譜》，第一次出版了一百部，預約出售只四十部，其餘六十部分送給有關的中外人士。這百部都有編號和魯迅、西諦親筆簽名發行，十分珍貴。第二次刷印的百部均無魯迅、西諦之簽名。今天無論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刷印者，都已很難得到了。八、花箋掇英帶淚痕
《北平箋譜》印行不久，1937年日本帝國發動全面對華侵略戰爭。七月七日，北平淪陷，全國人民投入抗日救國戰爭，何暇再談箋譜盛衰之事。待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房四寶，詩箋墨譜，被視為非勞動大眾生活所需。1956年，“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當時琉璃廠一帶的私營南紙店、字畫鋪等，早在社會主義改造前，多已歇業，更無彩箋印製。四川成都春熙街文具店曾以夾江紙於1960年印製了一些《蜀箋》，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經過了“掃四舊”等“革命行動”，詩箋作者、收藏者，都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一併掃入了垃圾堆中；其時何止詩箋。所以1978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沒有“詩箋”和“箋譜”的條目了。好像中國年輕人和後代，不需要知道詩箋、箋譜為何物。可歎!
收集彩箋，繼《北平箋譜》之後，再編成一部箋譜，初無此願，只是作為自己玩賞。因我年輕時，見到書攤上的箋紙印刻的內容，常與木刻年畫相類。如：同泰義印的《西廂記》、鳳榮室印的《晴雯撕扇》，澄心堂紙箋中的《麻姑獻壽》《天官賜福》等等，遂感興趣，不斷收集，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已有數百幅之多。後來印製箋紙者日稀，由此更加珍視。十年浩劫期間，除損失少許外，大部分都埋藏起來，未敢“自我革命”銷毀掉。隨著歷史發展，人們漸從盲目崇拜的迷信中解脫出來。祖國優秀傳統的民族文化，獲得了法律保護。近日，黑龍江美術出版社蔣悅先生訪箋至敝廬，感《北平箋譜》印行後，時光已逾六十年，至今竟無一部新編古舊珍品箋譜問世。豈不恰中魯迅先生所說：“意者文翰之術將更，則箋素之道隨盡。”“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沉了。”怎不可惜!囑筆者將舊藏各地印製的彩箋細選三百頁，編成一部“彩箋掇英”，以博眾賞。同時也是為了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五十週年，以表民間大眾整理祖國文化遺產之成果。為不負此重托，今選就三百餘幀，分作上下兩集，內容為人物、仙佛、仕女、兒童、小說和風景、山水；花卉蔬果、鳥獸蟲魚、梅蘭竹菊，擬古仿古，諸家名箋。其中多是知名畫家之作。如惲壽平、李鱔、任薰、張熊、張兆祥、沙山春、錢慧安、任伯年、王素、陳慰之、墨禪、冷香、胡公壽、沈心海、劉炳堂、朱良材、趙之謙、楊伯潤、戴伯和、李瑞清、齊白石、吳待秋、於非 、溥儒 、馬晉、張大千、吳南愚、徐燕孫、吳光宇、白雲生、慧生……今皆已成古人了。印製這宗箋紙的店舖，除北京榮寶齋早已歸為國營，尚在琉璃廠營業外，其他字號諸如清秘閣、寶晉齋、成興齋、松古齋、澄心堂、彝寶齋等，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就倒閉了。此外，還有清代浙江、江蘇和安徽箋紙店的製品，如上海九華齋、戲鴻堂、松茂堂、商務印書館、揚州晨風閣、南京同泰義、恆隆以及其它地方的松竹齋、桂林館、文芸閣、佳蓮、鳳榮、合泰、松芸、尺木、文美齋……都已成為不復存在的老字號。至於這部箋譜的雕版印製，幾乎概括了中國版畫藝術的諸般技巧。既有單線木刻版印者，又有陰紋凹版拓本；既有五色套版刷印，又有多塊 版渲染。還有拱版暈色，壓花無色以及鋅版機制方法印就者。花樣之多，不僅可供中國版畫家、美術史家創作、研究參考，同時也是研究中國印刷史、文化史家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20世紀60年代後，箋紙式樣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的宣紙印彩箋和八行豎格箋，改為機制紙印橫格箋，書寫工具推廣和普及鋼筆，再也找不到毛筆書寫時的墨彩氣韻。特別是隨著現代文明的進程和電腦辦公自動化的普及，傳統的毛筆書法和文房四寶退出了實用舞台，宣紙花箋僅成為傳統文化守望者和收藏者把玩的藝術品，供賞玩收藏，但其文物價值、史料價值和收藏價值卻日益增高。據報載，清代民國水印花箋，市場價每張達50元至100元。1933年出版的《北平箋譜》拍賣成交價達8000元。1952年榮寶齋拱花豆版明刻《十竹齋箋譜》拍賣成交價達1.1萬元。1981年朵雲軒依明刻版彩印《蘿軒變古箋譜》拍賣成交價達2.42萬元。由此可見，箋紙收藏已成為藏界熱捧的新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