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帖，中國書法藝術載體之一。在紙張發明之前，古人大都將文字書寫在竹或木製成的薄而細長的片上，稱簡牘或簡書；或者書寫在絲織品上，稱為帖。在造紙發明以後，凡書寫在紙或絲織品上的、篇幅較小的文字均稱之為帖。在唐代由於帝王的喜愛，出現勾摹前人墨跡集帖，即《萬歲通天帖》。到宋代又出現了彙集歷代名家書法墨跡，將其鐫刻在石或木板上，然後拓成墨本並裝裱成卷或冊的刻帖。這種刻帖即使古人的書法得以流傳，並擴大其影響，又是學習書法的範本，故又稱之為法帖。明清之際，隨著印刷業的發達和人們對書法學習的需求，彙集前人書法墨跡，鐫刻法帖持續不斷，規模也越來越大。除上述《萬歲通天帖》外，歷史上著名的法帖還有《淳化閣帖》、《絳帖》、《潭帖》、《大觀帖》、《寶晉齋法帖》、《真賞齋帖》、《停雲館帖》、《余清齋帖》、《墨池堂選帖》、《快雪堂法書》、《三希堂法帖》等。
宋代法帖大興以後，人們開始從歷代名人法書中吸取精髓、省悟其意。傳說宋代書家米芾，學習古人書法，既廣博又用功，他經常向別人借古法帖來臨摹，然後把摹本與真跡一起還給人家，使人很難分出真假。他的書法神采飛揚，突破了前人模式，給人以氣韻舒朗之感。其用筆犀利精熟，能八面出鋒。當時的蘇軾、黃庭堅也都深受法帖的影響，流傳下不少為人稱道的作品。如蘇軾的《祭黃幾道文》用筆飽滿，意味溫厚，謹嚴而有活氣，為其最精之楷書墨跡。黃庭堅的《松風閣詩》、《惟清道人帖》墨跡蒼秀開朗，有昂藏之態。繼之，書家墨客爭相傚法，善書者不乏其人。行書成為其間的主要書體，變晉、唐行書之含蓄，而極力追求其神采發越，盡態極妍。「帖學」之風蔚為壯觀。
明代，由於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明成祖、孝宗、神宗等大力提倡「賞帖遣興」，刻帖者尤多。明代中葉，政治禁閉鬆弛，經濟發展，思想活躍，使不少書家放棄了長期倡導的「台閣體」，而從法帖中學悟書法三昧。如同文彭所說：「古人名跡，愈閱愈作，僕性善草書，每一閱，必有所得，益知古人不易到也。」在這方面最有成就者：首推師法懷素，兼學黃庭堅、米芾的祝允明。他的小楷肥厚遒勁，很得大小濃纖、斜正疏密的變化之趣。草書列是縱逸不群，並且長於運用偏鋒，以造成千姿百態。二是取法王獻之、智永的王寵。他的書法既有王獻之的俊麗疏爽，又有虞世南的遒勁豐潤。表現了書家瀟灑欲仙的翩翩風度。三是學顏，並博涉晉唐宋諸賢的董其昌，其書法生拙而致秀，筆畫用墨，層次分明，一生追求自然灑脫又其味無窮的「平淡天真」的藝術境界。
總之，法帖對後代的影響不僅僅是這些，像元代的趙孟俯，清代的王鐸、傅山等亦皆深得法帖之神髓。他們在繼承前賢的基礎上，形成各自不同的風格，為人們所欽佩。
法帖在供人「欣賞」和「傚法」的同時，並沒有失去石刻具有的文獻性(資料性)。由上所述，法帖收羅了無數名家，不同風格的墨跡，就書法而言，自是豐富多彩，尤其是諸多名人墨跡，原本已佚，只靠法帖得以流傳。從收集的資料範圍而言，更是為人所注重。如同姜夔在《絳帖評》序中云：「帖雖小技，而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宋代的《鐘鼎款識》帖，刻了許多古金文，《甲秀堂帖》縮摹了「石鼓文」，保存了古代的金石文字資料。宋《淳熙秘閣續帖》所刻的李白自寫的詩，龍蛇飛舞，使我們更得以印證詩人豪放的性格。《鳳墅帖》裡刻有岳飛的信札，是可信的真筆。至於孫過庭的《書譜》帖，更對我國書法的發展，書寫技巧等，作了精闢的闡述。它不僅是一部難得的藝術佳品，同時還是一部有價值的書法理論著作，為今後的學習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至清代，法帖已有近1000年的歷史，其洋洋巨製者也不少，但這時卻碰到了困難，注重考證的清代文人學士，潛心研究金石之學，「碑學」又「死」而復生，當時以阮元等為首的「北碑派」拋出「抑帖揚碑」之說，認為書法應該以漢碑為根本，北魏能繼承漢隸遺意，就斷定北魏是繼承書法的正統。這種說法，雖失之片面，不符合我國書體發展的規律，但對法帖的發展確有影響。
法帖在後來的重鉤屢翻之中，的確有弊病。正如《碑帖淺說圖解》中所說：「匯帖一出，合數十代，千百人之書，歸於一時，鉤摹出於一手，於執筆者，性情骨力，即不能人人揣稱。臨下、筆下、刀下，止此一律。天下未有不善書，而能刻古人書者，亦未有能一家書而能刻百家書者，共爐而冶，五金莫別。八法之衰，有由然也。」
總之，我們要正確認識法帖的作用，在收集、整理、學習的同時，要一分為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切不能「抑帖揚碑」，也不能「抑碑揚帖」。
法帖不僅是石刻中的一類，亦是一批重要的文字史料，對於研究我國書法藝術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同時，還是我們學習書法不可多得的範本。僅北京圖書館所藏法帖，根據已整理編目者，已達837種，3844冊。下面將據所知，把有代表性者略加介紹，以窺其豹。
